从农业合作到制造业转移，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到跨境金融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额2015年将突破5000亿美元，整体产业转移及金融合作将持续深入。政治经济学专家认为，贸易额的扩张及产业结构调整，凸显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之后，自贸区领域内的资源分工整合正在向纵深发展。

    农业项目“深度推进”：粮食“防波堤”逐渐形成
    从水稻育种技术到甘蔗种植技术，从精制糖提炼到大米联盟建设……对中国先进农业技术引进趋之若鹜的东盟国家，与中国庞大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密切联系在一起，吸引了相当一部分资金注入其中，在技术与市场结合过程中形成的粮食进出口联盟，为中国—东盟自贸区范围内的国家应对全球农产品波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杂交水稻育种、甘蔗种植、木薯品种、水果栽培……这些都是东盟国家渴望获得的中国先进农业种植技术。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东盟农业技术进口的重要来源，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渐增多，以广西为例，截至目前共有３０多家广西企事业单位赴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开展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对外投资额超过１０亿元人民币。
    老挝总理通邢透露：老挝乐意为中国农业企业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２０１２年７月，老挝政府特别邀请了广西农民梁天银去老挝建设粮食生产基地，亩产量有望达到８００公斤，目前老挝水稻平均亩产约２００公斤
    越南河江省农业农村发展厅厅长阮德荣透露：越南河江省每年水稻播种面积大约为３．６万公顷，产量近２０万吨，品种主要为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
    中国农科企业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广西农业厅外经处副处长欧毅霞介绍，广西农业企业先后在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实施柬埔寨户用沼气示范与推广、老挝果蔬新品种栽培示范、越南水稻玉米试种基地、缅甸玉米试种示范推广等一批农业技术试验示范项目，主要涉及木薯、甘蔗、茶叶、蚕桑、剑麻等生产种植和加工领域。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也在不断发出以农产品联盟为载体，共同应对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声音。2008年开始，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纷纷发出成立国际大米联盟的事宜。2012年，泰国商业部常务次长然荣表示，东盟5国将成立国际大米联盟，以共同应对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的状况。
    粮食问题专家指出：中国作为全球谷物类粮食主产区、主销区，正在发挥人民币升值的历史契机，加上东盟国家对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需求，与东盟国家一道建设完善的“粮食防波堤”，应对一些国家利用天气条件制造“粮食恐慌”造成的粮价波动。

    制造业跨境分工趋势渐现：产业链效应浮出水面
    一方面是制造业的跨境转移趋势日益明显，相当一部分曾经的中国优势产业向东南亚转移，部分“中国制造”正在让位于“东盟制造”，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扩张效应”也激励着中国的民营企业“抢滩东盟”。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制造业转移证明，中国—东盟之间的制造业“产业链”效应正在形成，中国与东盟国家实体经济“共荣共生”的关系，正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实体支撑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７月５日发布的《２０１２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２０１１年流入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１１７０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２６％，而中国的这一增长率同期不到８％。
    与资金流向几乎同步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国家的转移。
    制鞋、皮革、服装……这些传统的制造业早在2006年开始就呈现出向东盟国家转移的趋势。曾经生产了全球40%耐克鞋的中国，早在2010年就被越南取代。如今，相当一部分中国浙江、江苏、福建一带的制鞋、纺织企业已经向东盟地区转移。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２０１２年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由跨国公司评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印尼和泰国的排名大幅提升。报告认为，由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继续保持上升态势，东盟各国在制造业上的相对竞争力继续增强。
    部分经济学人士担忧：这种转移是否意味着中国产业“空心化”趋势？
    更多产业转移问题的专家认为：这是中国自身产业升级换代及自贸区发展的必然结果。
    常年研究中国—东盟自贸区问题的历史地理学博士郑维宽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菲律宾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快于预期，达6.4%；新加坡经济增速2.5%；印尼经济增速6%；泰国经济增速5.5%；越南经济增速4.6%……
    郑维宽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范围内的中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喜人。这表明整个自贸区范围内最近10年来的产业转移，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

    金融合作：互联互通“金融支撑力”
    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之后，双方互联互通日益紧迫，对区域内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推进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亚洲开发银行曾做出预测，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５年十年间，东盟地区基础设施总投资需求大约为６０００亿美元，平均每年需要投入６００亿美元。
    然而，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表示：“要想中国与东盟区域经贸合作有更大发展，十分需要有一个涵盖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但在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持续动荡、欧美等发达国家临债务危机背景下，资金的来源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
    从实践上看，近年来，东盟地区基础设施平均每年需要投入并没有达到６００亿美元，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积累的需求预计将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内释放，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滚雪球式”的发展效应。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１７届东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国为支持互联互通的建设建立了总额１００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用于道路、电站、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但更大的金融合作尚未拉开序幕。
    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共识是：尽快提升人民币作为区域性国际化货币发挥的作用，摆脱中国—东盟自贸区货币定价权受制于美元、欧元等传统货币体系的现状，以人民币结算的方式来构建“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定价体系。
    人民币的东南亚行程无疑获得了良好的支撑。截至今年6月末，中国各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3．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广西累计办理800多亿元人民币。目前，中资银行在东盟国家共设立8家分行，东盟国家在华设立7家外资法人银行、6家外国银行分行；东盟在中国的银行机构资产总额近2000亿元人民币，自2003年以来年均增长达38％。
    复旦大学公共传播学博士徐健认为：“金融合作产生的支撑力，能够加速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为自贸区保持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形成强大的‘动力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