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方融资平台贷这个烫手山芋，银行和监管部门正在想方设法减少它的烫手程度，或者把它放到不那么“贴肉”的口袋里去。
　　《第一财经日报》了解到，虽然银行正在对一些现金流较好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网开一面”，但不论是监管层还是银行，总体上对平台贷仍遵循“降旧控新”原则。与此同时，债券、信托市场向地方融资平台全面开放，平台贷“债券化”、“信托化”两大趋势已现。前者是一种分散风险和透明化的较为有效的路径，而后者由于其透明化程度较低，恐将成为另一个风险聚集地。

　　挽救“错杀”平台贷

　　由于各地财力、政府信用、运营水平的差异，地方融资平台亦是良莠不齐。在监管原则不再坚持最初的“一刀切”，而是变得更为灵活之后，银行正在对平台贷进行甄别，试图挽救一些“被错杀”的优质平台贷。
　　今年1月，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俗称“12号文”），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遵循“政策不变、深化整改、审慎退出、重在增信”的总体思路，以缓释风险为目标，以降旧控新为重点，以现金流覆盖率为抓手，继续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化解工作。
　　上述监管思路可以被理解为针对优质平台贷的“定向松动”。
　　昨日，工商银行一名人士向本报透露，该行目前对部分平台贷实行还款延期和还款结构调整，但有关平台贷必须符合两大前提：抵押品对贷款全覆盖，工程项目完工率达到60%。
　　上海银行副行长贺青也对本报称，根据银监会12号文指示，今年以来，该行对平台贷采取“大小口径”区别对待：对现金流好的平台公司，进行贷款展期，并投放新的增量贷款。“如果按照以前的政策，我们可能收紧贷款就不再放贷了，但现在我们收回贷款后又重新放款了。”
　　8月7日，上海银行与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下称“上海城投”）签订战略性框架协议，为上海城投及其下属各单位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2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海城投总公司总经理孔庆伟告诉本报，根据政策，公司的项目都有可行性论证，运营平稳，公司实行多元化经营，融资各方面都很正常。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副秘书长巩平对本报表示，“平台公司放贷松动”并不是一刀切的，对于现金流良好的公司，银行自然乐于继续放贷。除了银行监管部门手中类似黑名单的平台公司外，其他公司可由各家银行自行判断是否放贷。

　　银行不愿再“撒钱”

　　不过，银监会所确定的“缓释风险”、“降旧控新”等政策思路决定了，即使对优质平台公司，银行也不会像当初那样激进放贷了；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以及新资本监管标准的落地，银行也没有意愿继续向平台公司“撒钱”。
　　今年6月7日，银监会公布有“中国版巴Ⅲ”之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强化银行的资本约束；6月8日，央行扩大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前者意味着银行要从追求规模扩张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而后者意味着银行负债成本上升——储户的钱变得越来越贵，银行需要更加理性地权衡风险与收益，而对于平台贷这种风险较高的品种，尤其是一些劣质平台贷的出血口，银行不得不贴上“创可贴”。
　　目前，银行总体上对平台贷的风险控制初见成效。8月29日，农行副行长郭浩达称，该行地方融资平台贷不良率降为1.17%，且不会集中出现还款高峰；该行上半年到期的452亿元平台贷中，96%以现金收回。
　　不过，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的平台贷风险敞口虽在缩小，但不排除部分平台贷正通过表外化的方式暗度陈仓。今年前7月，银行表外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与未贴现汇票）不断攀升。

　　债券市场“城投化”

　　站在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今年以来，在新增贷款平稳增长的情况下，各类企业债券（包括企业债、公司债、短融、中票等）融资不断创下新高。央行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0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5401亿元，同比多增485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487亿元，同比多增2065亿元。
　　企业债券融资飙升的背后，是监管政策宽松之下，地方融资平台不断抢滩债券市场的结果。从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企业债，到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主管的短融、中票、定向工具乃至资产支持票据，均向各类融资平台敞开了大门。
　　一个标志性的结果是，随着融资平台对债券市场依赖度的日益加深，企业债的“城投化”趋势愈演愈烈。据本报统计，2012年一季度，企业债发行97只，其中城投类债券71只，占比达到73.20%；在2009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这一比例一直在30%以下。
　　近期以来，作为银行间市场的私募债，由于不受40%净资产红线限制，并且信息披露要求较低，定向工具成为众多融资平台眼中的“香饽饽”，天津城投、甘肃国投、苏州城投、合肥建投、西安城投、武汉城投、陕西高速等纷纷涌入，发行规模逐步放大。
　　本月初，交易商协会正式推出资产支持票据，这一品种旨在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实现资产证券化，截至目前，资产支持票据总共发行4只，发行人均为地方融资平台或国资背景企业。
　　表面上，直接融资比例出现上升，社会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然而，由于商业银行是我国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投资者，相关金融风险仍大量淤积于银行体系内部。尤其是流动性较差的定向工具，其投资人有限，主要为商业银行。
　　“定向工具类似于一种银团贷款，实际上是绕过了针对信贷的监管限制，监管层可能默许了这条路子。”某大行机构业务部人士向本报表示。
　　一位债券监管机构人士向记者强调：“贷款和发债不一样，贷款出问题可以暗箱操作，债券出问题，不可能展期，到期必须还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最终降低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投资者的多样化程度。”

　　信托“救驾”

　　除了到透明度较高的债市上融资，地方融资平台也乞灵于发行信托产品。
　　政信合作类业务是信托公司与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开展的合作业务。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启动后，信托公司开始寻求与地方政府在基础建设项目上合作，此后这类业务规模迅速膨胀。
　　2009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监管趋严，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控制政信合作的增量业务，重点开展存量业务清理，政信合作规模持续缩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政信合作余额从2010年二季度末的3816亿元降至今年一季度的2510亿元，占比从12.91%骤降至4.74%。
　　政信合作风潮重新抬头，令这一状况在今年得到逆转。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政信合作规模猛增744亿元，达到3254亿元，环比增速接近30%；在整个信托业务中，政信合作余额占比上升至5.88%，终结了多年来的连续下滑态势。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统计，今年上半年，信托业总共发行356款投向为基础产业领域的信托产品，与2011年同期发行的169款产品相比，增加了187款，增幅110.65%；上半年基础产业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为718.95亿元，同比增长116.02%。
　　以国元信托为例，据披露，2012年以来至今，国元信托累计发行了30余款集合信托计划，大多为政信合作类产品，合作方主要为安徽省内的地级市、县级平台公司，由地方财政局承担偿债责任。国元信托母公司为国元集团，是安徽省属国有资产经营机构。
　　更有信托业内人士称，今年以来，在天津等一些地方，地方融资平台从信托渠道获得的融资，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从银行渠道获得的融资。
　　“目前，融资平台进入债务集中到期的时间段，加上各类保增长、区域振兴、刺激经济项目的启动，新一轮资金紧缺倒逼政信类合作猛增。”一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
　　对于蜂拥而上的政信合作，上述人士表达了担忧：“部分项目没有经过详细的评估分析，便匆忙推出；而投资者在不了解项目细节的情况下，盲目相信政府信用，争抢政信合作的理财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