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九个常委出席，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大会还透露，未来中国一个重要政策就是要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的背景下，创新大会显示了国家最高决策层富有远见，力争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历史机遇的重大决心。那么探讨如何打造一个创新的国家？如何用创新来引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进步？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史小诺和特邀评论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向东、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2012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位第三十四，中国目前创新人才储备状况如何？我们怎样才能迎接全球技术创新中心的转移？如何缩短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环境上的差距？
刘戈（记者、评论员）：你好。
赵耀华（南京光威能源科技董事长）：你好。
刘戈：到市里头去开会去了？
赵耀华：对对对。
刘戈：开了一个什么会呢？
赵耀华：一个对接会，就是我们科技企业家的和我们政府采购的。
赵耀华，南京光威能源科技公司董事长，海归博士，国家千人计划聘用专家。几年前与南京市委书记的一次不期而遇，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他和其他三位海归博士下定决心来到南京江宁开发区创业。
赵耀华：机缘巧合的是当时是（碰到）朱善璐书记（时任南京市委书记）。
刘戈：你们是在什么场合碰到的？
赵耀华：我们有四个归国博士，一起在北京的南京大饭店，当时去见朱书记，朱书记说，来南京发展吧，所以说以这个为契机，我们四个人到南京来办这个企业。
赵耀华今年48岁，留学毕业以后在九州大学，东京大学，以及九州工业大学任教，多年从事热传导和节能，可再生能源等技术方面的研发，谈起归国创业的选择，他是颇有感慨。
赵耀华：真正从国外辞职是2005年。
刘戈：（为什么选择江宁）？
赵耀华：因为这里的投资环境（优越），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受惠。当时给我们的创业资金，（江宁）开发区给了100万，然后（市委）组织部给了50万，还有江苏省给了100万。
刘戈：就是这些资金对你的开发来说重要吗？
赵耀华：对我们一个开始起步的企业来讲，这个资金应该是雪中送炭。
赵耀华的专利是微结构通孔阵列式平板热管，它的成本比普通材料减少了3成左右，而导热效率却更加高效。在这个基础上，赵耀华又开发出了太阳能平板集热与热水系统领域的一系列专利技术与系列产品。这一系列的太阳能集热器具有高效、抗冻等优良特性，可以实现与建筑的安装一体化，这一成果有效填补了这个领域的国际空白，这也是江宁果断用千人计划将他从日本请回国的原因。
刘戈：这条不起眼的铝板，就是赵博士的科研成果，它叫做微传热管，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温度是23.5度，我们把它插在水里面，水的温度是70度，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表，大家看，温度上升很快，我现在手已经很热了，有点抓不住的感觉，好，只用了10秒钟的时间，温度已经达到了50度。
由于专利技术产品非常抢手，赵耀华的工厂建立时间不长，但是订单的数量颇为可观，众多的投资机构已经对他的产品跃跃欲试，公司前景非常看好。
赵耀华：一般都是几千万的（投资）要进来，占20％的股份。
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要为人才提供最优服务。江宁开发区已与50多家投融资机构建立合作联盟，帮助6个项目融资3000多万元，吸纳风创投基金超过10亿元，同时设立5位创业导师和15名创业助理，聘请区内以及国内外成功企业家为创业导师，提供创业指导，为有效地吸引高层次人才，江宁开发区与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协会合作，聘请海归当“归国博士创业园”的主任。特别是围绕无线通信、智能电网等重点领域吸引紧缺人才，共引进海外高层次领军创业人才50多名，其中仅国家“千人计划”的人才就有25人。
周谦（南京市江宁区区委书记）：我们建立了一个具有20多所大学，20多万大学生的大学城，所以在南宁，在江宁，实际上我们原来认为我们最的资源是我们广阔的空间，其实现在来看我们最大的资源是科教人才资源。但是这个科教人才资源怎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个是我们开发区未来转型升级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向东：我们需要知识创新型人才和技术创新型人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今天意义上的人才有两类，一类是知识创新型人才，一类是技术创新型人才。知识创新型人才是在国际前沿的学科领域做出一流的成绩，技术创新人才应该是把他的技术和产品跟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这两类人才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也可以分别在两类人才身上实现。
我们今天两类人才都需要，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了，或者说我们叫研究密集型创新，就是它需要大量地基础研究工作，这跟过去的工业技术创新很不一样。但这两类人才还有区别，所以我们在国家创新能力的意义上来说人才，这两类人才都需要，但如果说哪一类人才更重要，离市场更近？那还是技术创新的人才更重要。现在我们的千人计划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地国外人才来跟我们的高校和企业合作来进行世界知识前沿的创新，做出了很多成绩，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我们在技术创新的市场上也需要这样的一些人才来继续做出努力。
张鸿：地方政府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给予资金支持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和刘戈分别去了几个开发区，发现他们对人才都求贤若渴，他们其实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个技术可以生产，面向市场了，但是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缺钱，所以地方政府现在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给钱。给钱也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投钱，我们千人计划里面，本身地方政府一级一级地要给钱的，支持他的创新，还有一种是地方政府当红娘，牵线，给一些风投的机构做推荐，说这有一个好项目，风投觉得确实不错，就给项目投钱，然后这个企业就等于是一个孵化器在孵化，这是最初期的，给钱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诚意。
谁说中国电子产品只有躯壳，没有“芯”？在合肥经济开发区的留学人员创业园里，我们见到了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陈峰。一身便装，一脸质朴的陈峰正忙着收拾行李，准备去深圳会见客户，推销他们公司的新产品：带有中国“芯”的一款高清多媒体接口，简称HDMI，它可以传输高清视频。但以前，就连这种小小的接口里面的芯片，我们国家也造不出来，需要从美国进口。陈峰和他的团队就是在为这个小小的接口寻求中国突破。
张鸿（评论员）：这个现在市场上有吗？
陈峰（龙讯半导体科技（合肥）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在目前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东西，现在只有一家在做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说的美国硅谷影像公司。
张鸿：只有美国有这个，国内没有？
陈峰：这个绝对国内没有。
陈峰曾在美国Intel公司做了10年的芯片研究员，2006年毅然回国创业，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创业充满了挑战和惊险的刺激。最艰难的时候，他和团队花光了所有的钱，被迫抵押了房产，在居民楼里租房子搞芯片研发和测试。好在2009年，转折点来了，合肥经济开发区看到了陈峰公司的发展前景，给他出资500万元，买了公司5％的股权。
姚卫东（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给过这个股权完了以后，我们不是简简单单地就把它放在一边，而且又通过我们开发区和软银赛富成立这样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又给他这样的风投公司做了引见，然后风投公司也确实认为这个企业，这个做项目的人非常地优秀，所以也跟进，给了2800万的支持。
六年创业路，去年，陈峰拿到了国家千人计划聘书，他认为这是国家给予他的无上荣誉。同时，他的公司目前还承担了国家“新一代宽带无限移动通信网”科技重大专项。
高科技企业创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产学研最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在合肥杰事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创新了一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27岁的夏厚胜目前是浙江大学高分子系博士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导师杨桂生被誉为中国工程塑料第一人，既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同时创办了亚洲最大的单体工程塑料生产基地杰事杰公司。夏厚胜在老师的公司从事科研工作，研究经费是公司提供的，没有上限；学术论文的知识产权归浙江大学，研究成果的专利归公司。
夏厚胜（浙江大学高分子系博士生）：对于浙江大学来讲，我们能达到我们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对于公司来讲，他们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技术，新的科研成果，那么，对我个人来讲，在学校里面很多学不到的东西，我在这里是能够学得到的，因为这里有很好的平台。
经费、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困扰产学研走向深度合作的制度瓶颈就这样被打开了。在杰事杰，夏厚胜还能获得每个月2500元的生活补助，加上浙江大学给发的1600元的补贴，生活上基本没有什么困难，他可以专心地做研究了。
张鸿：需要第三方的专业评估机构来评估项目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们的总体感觉是，确实给了大力的扶持。一开始在英特尔做了很多年的那个人，其实他也有核心技术，最困难的时候他把自己家里的房子也抵押出去搞科研，到最后是他把朋友的钱都已经花光了，然后他弟弟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一百多万都给了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开发区政府给了他500万。
开发区有各种鹰眼，就是到处去找这些项目，然后发现他这个可以投，他们有专业的评估公司来评估，这种做法是我欣赏的。我不认为政府要直接地做这种投资，政府更多地是打造这种环境。如果是他真的是在这个时候紧缺，你也看到这个项目不错，你当然可以给，但是政府官员不是专业的科研人员，所以需要第三方专业的评估机构来评估，后来政府投了500万，这种扶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这些创新型企业确实是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陈向东：要给予战略性新兴技术支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事实上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说，其实既有很清晰的技术或者叫新技术，或者叫战略性新兴技术，虽然有一些还比较模糊，但是明天有可能成为新兴技术的一类，那我们这两类技术是不是都要支持？而且支持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可这些人实际上在后一种技术，就是在不太清晰的这些技术里的这些创新型人才的数量更多一些。
王志刚：人才要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科技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人才以用为主，就是怎么样在实践中有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就是给机会在使用中间有培养和自己自我发展的这样一个渠道，这样使得人们在从事创造创新创业活动的同时，能够把这样一种创新创业活动与自己的能力，水平，知识技能的成长能够相辅相成；第三，怎么样使得人才能够把自己的一种兴趣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这样人才就能为国服务，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陈向东：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地改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谈到教育，因为我来自高校，对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具有一种责任感，但现在确实感到压力很大，我们也感觉到高等教育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并且明确方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多元化的教育，这个多元化不但是代表了创新成果的远期和近期的期望，同时还代表了要因材施教。因为每一个人的特质还是有差别的，有的人动手能力非常强，但是你一定要让他通过一些理论上的考试，甚至是外语的考试才能认定他是人才，这实际上比较狭窄，也堵住了很多人。
张鸿：我们的科技经费70％没用在科研人员身上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谁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创新？到底是不是科研？这次我去几个开发区的一些企业发现，很多企业都是基层的科研人员可以资金提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最后可以变成产业化生产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股份、期权以及收益，这叫一流人才能有一流的待遇。但是我们有一个数字来自光明日报，就是我们国家的科技经费投入在2006年就超过日本了，但是我们的科技经费70％都没用在人员身上，这正好是和国外是颠倒的，国外普遍是70％要用在人员身上，30％用来其它的。比如建大楼，搞设备等等，我们现在是拿到科研经费先建个大楼，看着很晃眼。总之，要让一流的人才真正能够享受到一流的待遇。
柳卸林：我们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机制上有缺陷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机制上有缺陷，我们强调要遵从所谓权威的思维模式，不是很强调去创造性的提出问题的教育模式，所以从我们的中小学，大学，包括到了研究生，应试的所谓的提供标准答案的解决模式，使得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很难脱颖而出，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可能过去比较强调制造的一个国家，很强调投入的时间，工作的热情，但是这种模式过时了，所以我们现在在企业里也好，在政府部门里也好，怎么鼓励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自己去把它解决，这种人要鼓励他去冒险，所以我想要改革教育的一些模式。另一个，在每个工作单位里面，怎么样去改变考核用人机制，能够鼓励他们敢于去冒险，鼓励他们敢于去尝试，与别的企业不一样的事情去做，这个时候企业的创造力、创新能力才会不断地上升。
张鸿：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允许孩子有个性？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谈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比如日本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审议报告，就说的很明确，说创造性和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具有创造型的创新人才，就必须首先使他们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真正自由的人，具有个性独立性的人，而不是成为作为工具的人，模式化的人，被套以种种条条框框的人。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小学作文命题是“我爱春天”，这个孩子写的作文说，我不爱春天，结果就得了很差的成绩。那么为什么他不爱春天呢？因为春天一来他就过敏，我们允不允许别人不爱春天？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允许一个孩子有个性，还是要让他成为一个框框的人，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创新是百年大计的话，那教育也是这百年大计必须跟上的一个手段。
陈向东：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科技技术创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本书，这是2006年日本出的一本书，叫做《2010年的最有希望的100种技术》，100种技术都有些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得出了哪些技术日本最有竞争力，哪些技术有哪些企业愿意加入，哪些技术是有多少日元的市场，这些技术实际上都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技术，我们在听取科技专家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