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德国埃森大学和达姆斯塔特技术大学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0年至1995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企业改革和产业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1995年至1999年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部、市场经济研究所和社会发展研究部工作。1990年被评为研究员，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担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总体战略组副组长、中长期规划纲要和配套政策起草组成员，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起草组组长。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过去不同，它不是以一种主导产品或主导技术为基础，而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发展价值观为指引，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发生的技术创新为特征；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或若干个技术领先的领域，而是一种全球化的广泛过程；它也不是简单地从生产领域发起，而是迅速地遍布生产、社会、消费、投资的一种“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的技术革命已然发生，其本质就是引起了人类获取、使用、分配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要在市场指引下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的强有力推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至少要扮演四种角色：投资者、市场秩序建立者、市场引导者、要素组织者。

　　
　　美国趋势学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未来的时代，互联网与新能源以及新生产模式的结合是大势所趋。对于里夫金书中提出的观点和判断，中国有关学术机构高度重视。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智库，参与了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顶层设计，研究提出指导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参考建议，全面参与了制定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研究。该院常务副院长、著名学者王元研究员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趋势以及中国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采访。

　　新技术革命有鲜明的技术时代特征

　　经济参考报：里夫金认为，即将到来的新工业革命浪潮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人认为这将是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您更倾向于哪种观点？
　　王元：对于现在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其它，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可能研究者或者科学家的角度和领域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叫法，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
　　表面看来，2008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出了问题，核心问题在于第一次信息技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导致财富大量积累，而现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还没有提供一个可供全球投资者释放财富能量的技术变革。现在新能源产业在世界各国都搞得红红火火，但我认为，在20—30年内对原有产业都不可能全面替代。20—30年后，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在二次能源中占的比例将迅速上升，但能源结构还会是以化石能源为主。无论是对整个经济的刺激和拉动还是在技术革新方面，它都很难把集聚的财富能量释放出去。
　　经济参考报：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桎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和产业革命浪潮中占领优势地位，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大力促进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等相关产业发展。那么，您认为这次新科技革命与以前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王元：我认为，与以往的历次科技革命不同，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确实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新特征，我称之为“技术时代特征”，即绿色、智能和泛在。各国都罕见而频繁地提出创新战略，各个领域正呈现出群体性突破态势，科学、技术一体化特征愈加明显，研发的全球化迅速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极其频繁和罕见地颁布框架和战略。与过去不同，它不是以一种主导产品或主导技术为基础，而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发展价值观为指引，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发生的技术创新为特征；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或若干个技术领先的领域，而是一种全球化的广泛过程；它也不是简单地从生产领域发起，而是迅速地遍布生产、社会、消费、投资的一种“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的技术革命已然发生，其本质就是引起了人类获取、使用、分配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我相信，也许再过5年或10年，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影响，就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信息、互联网的感知一样。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助中国占领未来经济前沿

　　经济参考报：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对于处于追赶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中国在前几次工业革命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赶上时代的潮流，陷入了后来十分被动的局面。那么，您认为，今天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这次新的浪潮？我国在科技发展战略上有哪些举措？
　　王元：前不久，国务院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决定我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尤其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占有什么地位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我国为应对国际经济、科技格局的变化早已展开了布局。我国未来科技发展部署的基本思路是：坚持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把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增强科技长远发展能力作为战略重点，坚持把科技惠及民生作为本质要求，坚持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为应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我国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第一，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第二，推进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应用；第三，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第四，前瞻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应逐步增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投入比重增加的同时，增加对从事基础研究各个学科稳定支持的力度。同时，我们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主要是为下一个十年，2015年之后有可能出现的新的产业部门奠定基础。我们今天众多的新兴产业就是脱胎于早年的研发部署。比如，电动汽车产业早在90年代就已开始入手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研发的部署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了。没有这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部署和积累，是创造不出这些丰硕成果的；第五，加强重大创新基地和科研条件体系建设；第六，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人才是关系我国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要素；第七，提升科技开放与合作水平；第八，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要强化国家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为全社会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活动提供有效支持，为加速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不可否认，目前的制度导向存在一定的功利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抑制了中国各个基础学科的探索能力和主导自主研究方面的能力。因此，今后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增加对研究领域的投入，而应该改变其投入计划，即真正增加科技投入，让真正的科学家能够坐下来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才能占据有利地位

　　经济参考报：当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也成为我国能否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不被发达国家甩在后面的关键。您也谈到，我国为应对新形势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也作了具体的安排部署，尤其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我国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国家必争。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最本质要求。不是所有地方都要争，但像大飞机这样的产业只有国家争，否则地方是争不进来的。在目前所有大国中，我国是唯一没有发展起航空事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国家必争非常关键。再比如发展新能源，虽然在未来五年或十年，新能源在能源总供给当中依然将占据较小比重，但是当我国掌握了新能源技术，拥有了新能源的产业储备，当具有新能源发展的基本政治意愿时，我国在气候谈判、国际石油价格竞争、国际角逐当中就会越来越具有发言权，这是国家必争。关于投资回报，不要只看到企业投入十年之后仍收不回成本，应当看到这种发展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其实是要创造更大的财富。　
　　第二个关键词：高成长性。在短期或长期预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将是一个高成长性产业，该产业的增长率将高过其它传统部门，这也将成为其特点之一。　
　　第三个关键词：产业。当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时，一定要注意它是个产业。所谓产业有四个要求：第一，有主导技术；第二，有成规模的市场；第三，有商业资本的进入而不仅仅是靠国家的投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所生产的产品能够创造出一种相对有竞争力的价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发展？许多人认为，我国的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产能过剩，重复投资。其实，中国经济发展30年来，哪一个产业部门不是在产能过剩、重复投资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除了靠垄断发展的产业，其他部门几乎都是在初期重复投资产能过剩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重复投资产能过剩有利有弊，弊端是投资浪费，利端是竞争使市场有了多种选择，使得这个产业今后羽翼丰满。
　　经济参考报：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和过去的产业成长过程相比，您觉得有哪些新特点？
　　王元：第一，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初期，从研发、生产过程一直到市场，都是高度全球化。从研发的角度看，我国的风能和太阳能，所有的团队，国内的研发团队，或者有海归的背景，或者本身的研发就是被全球组织起来的。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第二，存在多样性的技术选择。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技术就是最终被市场认可的技术。还有大量新的技术可能出现，对这一领域或者主导产品的形成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第三，伴随技术的多样性，商业模式的创新变成了整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举个例子，苹果iPhone手机，苹果的触摸iPad电脑，其实这种技术十年前微软就已经提出了，但是苹果手机2009年创新了两个新的技术，iPhone一下就占到全球市场的10%左右，增长非常迅速。iPad马上就成为了手提电脑市场增长最快的产品。
　　当苹果手机出来一个月之后，中国的厂商已经能生产出同等技术、同样设计方式、同样模式的手机。在触摸电脑出来之后，中国公司以更快的速度在一周之内就生产出了触摸电脑。千万别说中国是模仿。什么意思？技术是存在的，但是通过一种商业模式把它组织起来，成为一种能够创造财富的产品，这是关键。之所以中国的厂商能够迅速跟进，就是因为所谓的iPhone手机的三大发明，触摸、流动、滑动，关键的技术都是存在的。所谓商业模式创新，就是把已经存在的技术怎么样组合起来。

　　政府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要扮演好四种角色

　　经济参考报：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要在市场指引下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的强有力推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至少要扮演四种角色。
　　第一种角色：投资者。政府在投资过程中有三个作用：首先，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政府的研发投入一定不能顾此失彼，一定要培育出在同一领域有不同的技术选择的可能性。其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电动汽车产业，如果不能构筑如中石化、中石油遍布各地的加油站那样的充电站网络，电动汽车就无法得以普及。再比如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电网的进入和电网技术对支撑其发展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必须对相应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最后，事关国计民生的一些大产业，比如大飞机产业，政府的先期投入也极为关键，否则将无法迅速积累起所需资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政府的投资和最终的退出都非常重要。　
　　第二种角色：市场秩序建立者。这其中包括了有序竞争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至少从现在来看，实际上没有设进入门槛。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迅速形成产业投资、技术、产品、工艺、装备的标准。要建立一种有序的市场秩序，就需要快速建立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的一系列进入和准入门槛。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建立相应产业的准入门槛十分重要。　
　　第三种角色：市场引导者。政府采购、政府补贴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政府作为市场引导者，就要能够为市场未来发展提供稳定和明确的市场预期。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给厂商、给投资者、给消费者的信号中，一定要有持续和稳定的市场预期。　
　　第四种角色：要素组织者。生产要素不仅包括资本、技术、人才，政府给无法获得技术资源的个人创业者和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亦很重要。我国现在有很多孵化器，遍布各个省市，但大部分企业孵化器都是物业管理模式。即，建一个楼，有上百家企业进来，提供电力等服务。实际上，孵化器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为所在企业提供融资方案、产品方案、市场方案和输入管理团队。但目前的孵化器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发挥不了这些功能。所以，政府作为要素组织者，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提升我国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些公共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商业水平。
　　经济参考报：刚刚您提到人才是关系我国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要素，那么我国在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王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整体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高层次人才总量相对偏少的问题仍十分突出。从规模上看，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从人才的相对量看，我国离世界主要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07年，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R&D活动人力只有22(人年)，而芬兰有209，瑞典有169，俄罗斯有122，德国有120，日本有141(2006年)、法国有132(2006年)、韩国有99(2006年)，分别约是我国的5—9倍。特别是，我国还缺乏国际一流的科学大师，缺乏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能力的现代企业家和产业科技人才，也缺乏大批懂得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经营管理人才。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的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有一批像钱学森一样的世界顶尖科学家领导的高水平人才团队。但是，目前中国这样的高水平人才和团队还太少。这种人才短板将对未来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形成强烈的制约，如果人才瓶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国国家竞争力将长久停留在低级阶段，从而在国际竞争格局中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　
　　未来十年，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正处于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关键阶段，建设一支宏大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十分迫切。中国要培养大师级人物，就不能就人才讲人才，一定要讲体制和机制问题，无论是从教育、研发环境还是从管理角度，体制机制都是关键问题。但是，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和机构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在许多地方，招商引资仍是头等大事，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人才工作。这种重物不重人的理念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竞争态势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