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最高法院外国法法律顾问、北京市澳亚长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关安平日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金融大家谈”栏目采访时表示，信用经济缺失或不统一，正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个“致命伤”。如这一问题得不到真正重视和有效解决，温州式“高利贷”悲剧、中产阶层流失等积弊将日益显现，中国的后发优势将无从谈起。
　　关安平强调，中国信用体系的缺失首先应该放在一个全球的大背景下看待。世界需要多极化发展，而世界金融又需要全球统一的监管，这中间存在的矛盾是巨大的。问题的实质是，国际金融一方面缺乏信用监管，另一方面缺乏信用传递的一致性和透明性。
　　关安平向“金融大家谈”栏目解释说，新兴国家需要一个全球统一的信用传递机制作为基础，但是目前全球信用高度差异化。与此同时，各国本应平等分担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发达国家在利用自己的地位释放本该由其自身承担的危机后果，这使得新兴国家承担了过大的成本。比如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信用严重缺失，正采用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方式，向境外转移危机或转嫁成本。
　　“信用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在中国国内更为严重。”关安平说，“中国国内信用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与国际性的信用缺失是一致的。在国际信用体系缺失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把国内的信用体系建设好，形成一个拳头对付国际信用体系缺失。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由于中国自身的信用体系缺失和混乱，国际信用体系缺失的负面效应，在中国国内被放大，由此产生的信用成本可能增加数倍。”
　　他向“金融大家谈”栏目强调说，信用经济缺失正越来越成为处于后发展阶段国家的致命缺陷。
　　“我们看到的现状是，中国银行交易成本过高，而小型民间担保公司之类的金融服务商在银行体系之外替银行做高利率，并且替银行扛风险。温州民间‘高利贷’爆发的悲剧只是冰山一角，90%以上的风险可能还埋藏在水面之下。如果不真正重视信用经济缺失这一症结所在，总有一天会爆发更大的悲剧与危机。”关安平警示说。
　　不仅如此，在当今中国，中产阶层或小企业主正在向海外流失。“有统计显示，10年前的中国，90%的移民是技术移民，而现在90%是投资移民。一个国家发展所依靠的主要动力，应来自于人口中最广大的中产阶层。若这部分人持续流失，中国的后发优势就无从谈起。”关安平说。
　　关安平指出，以上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于中国信用体系的缺失，以及市场经济的高度不透明。他说，信用体系分割、混乱，导致了市场交易成本过高，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使得中产阶层流失。此外，它还助推了体制性通胀的形成。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学习美国的危机对策，扩大货币和投资及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但不要忘记，比起建造高速公路，建立虚拟经济的高速公路同样重要。而信用经济的发展，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基石。”关安平强调。
　　关安平说，中国如果真的想随着世界共同发展，就必然要走信用经济统一发展之路，否则无法与区域经济或者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度接轨。“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信用经济。”关安平强调说。
　　关安平向“金融大家谈”栏目介绍说，建立国民信用体系在美国这个信用高度发达的国家，已经有了成功经验，实质上无非就是设立信用中心，将每个人和企业的资料用电子手段储备其中。一旦有人或企业有了违约、违规或违法行为，如欠银行贷款或分期付款到期不还等，这些不良记录将会始终影响该主体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交易能力。
　　那么谁该担任信用经济的监管者？关安平指出，大众作为信用构成的一个必然终端，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者。市场应该赋予它金融监管的权利，而政府所拥有的，只是技术上的辅助权力。“实际上，大众是无所不在的，而由大众实施监管成本较低。”关安平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