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市场剧烈波动。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70%为美元资产。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降低无疑使中国外储面临巨大风险。
　　美国政府所借之债，不是用来生产、建设，而是主要用来支付利息，应对社保支出。
　　全球经济一体化，面对发展中国家庞大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按说美国的高工资、高福利是不可能维持的，可因为政治上不允许，调整实际上很难进行。这正是美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想想看，有了钱，你会在美国投资设厂吗？不会。工资高，负担重，怎么可能有竞争力。拿今天流行世界的苹果iPad来说，虽然产品设计在美国，但其生产组装还是要在中国完成。这不是贸易收支平衡的问题，更不是汇率导致贸易收支平衡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的问题。所以，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决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一定会发生的必然事情。
　　美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法，是紧缩财政，降低不可维持的高福利，但这在政治上很难行得通。虽然美国两党已经达成了在未来十年减少2.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协议，但落实情况还有待观察。
　　替代的办法，一是增加税收，但这个办法政治上不允许，经济上也不可行；二是增发货币，通过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来买单。虽然民主国家惧怕通货膨胀，但是由于美国发货币，货币不会全部留在国内，而是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因此这实际上减轻了美国发货币的压力。这决定了美国靠发货币来融资的可能性极大，美元贬值走弱是长期趋势。
　　美元走弱，中国外储受损无可避免。不过，不能简单说贸易顺差、高外汇储备就是错。
　　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是要做些储蓄以备老来之用的。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中青年人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这样的社会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可以追求贸易平衡。
　　但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口经历了爆炸式增长，加上此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社会少儿抚养比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必然呈显著的青壮年特征，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目前，仍是如此。
　　今天，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大；未来，老龄化问题也会愈严重。届时，消费率自然会上升，储蓄率自然会下降，经济的储蓄就会小于投资，贸易收支一定会呈现逆差。
　　不否认，我们的贸易顺差有制度和政策扭曲所致的成分，可能成分还不小。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享受巨大人口红利、呈显著青壮年特征的国家在进行储蓄。储蓄，是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到来。我们拥有的是众多的人口，但是人口本身是不能储藏的，而通过储蓄财富可以间接储藏劳力。
　　面对美元走弱成为长期趋势，当然要考虑降低贸易顺差。但是，要降低的不应是因为人口红利而实现的贸易顺差，而是因为政策扭曲所导致的贸易顺差。
　　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是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这使中国经济容易出现投资冲动和产能过剩。为此，要保护产权，加强法治，并避免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
　　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另一重要制度因素，是体制性消费压抑。必须提升国内消费需求。但要提升消费，就得增加百姓的收入。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反过来，有了收入，不让人消费也不可能。为此，要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高的现状，让民众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要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让民众不只是劳动收入的获得者，同时也成为资产性收入的获得者。与此同时，还要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制。
　　各种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扭曲性政策，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为此，应该减少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等出口鼓励政策，当然更应该减少甚至取消关税等进口壁垒，放开进口。
　　这一切是改革，不是宏观调控。
　　对于那部分因人口红利而产生、必须要实现的贸易顺差，从外储保值的角度讲，资产多元化无疑是一个重要选项。但是也要清楚，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元资产占主体的储备格局。这是因为：欧债、日债更不安全，美债相对还算安全。例如日本公共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00%；其他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大，风险更高，中投做不了。藏富（外币）于民，让民众经营外汇无操作可能，人民币升值，民众不可能愿意持有外币；除了美国国债，没有那么庞大的“优良”资产可供我们做外汇储备的投资之用。
　　可悲是因人民币升值而导致的热钱流入。今天它把自己卖给中国银行，明天它用同样的人民币向银行要求多得多的美元。这部分钱增加愈多（外储因而也增加），中国财富损失愈严重。但人民币升值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什么办法？唯一能做的，是抑制国内资产泡沫，不要因为分享资产泡沫盛宴而加剧了热钱流入和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
　　当下的选择，不是在好与不好之间，而是在不好之间取其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