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护中国“深喉”
在2008年的一次全国性“举报宣传周”活动中，广州市检察院透露：“每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八成靠举报”。这一数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腐败案件(职务犯罪)线索70%由群众提供”基本一致。“真正能破的案子大都要靠实名举报，”林喆说，“可见，鼓励实名举报对打击贪腐、渎职、司法不公有着重大意义。”
然而，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对举报人保护的规定也只散见于各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中。不得不引起正视的是，不少实名举报人总带着些许壮士断臂的悲壮。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每年，全国发生的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1200多件。
龚远明，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因持续不断地实名举报贪污腐败现象，被撤职下放，并收到匿名威胁，最终在家门口遭到3名歹徒的报复袭击，生命垂危；李文娟，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实名举报单位截留增值税等问题，举报信却到了被举报人手里，她丢了工作不算，还被诬陷以致刑事拘留和劳动教养；陈晓兰，上海某医院医生，实名举报多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虽得到上级和法律的支持，却失去了医生岗位，还被同行骂为“叛徒”，无法正常退休，也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因为举报者往往是弱势的小人物，被举报者却常位高权重，掌握各种行政资源，一直被不断褒扬并号称受保护的实名举报，在现实面前实则显得疲软无力。
何增科告诉记者，相比较而言，一些西方国家早已建立了较完善的举报人保护体制，“保密”便是其中最关键的字眼。“如美国‘水门’事件中的关键线人‘深喉’，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一直无人知道其真实身份。直到2005年5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在临终前才终于透露，自己正是‘深喉’。”
面对中国尚显“苍白无力”的实名举报制度，何增科认为，首先，应尽快立法，建立《举报人、证人保护条例》或类似法律法规，必要时，国家可不惜重金，为证人及亲属迁居、易容、改名换姓、重新安排工作甚至实施终身保护；其次，不仅要保护举报人，还要对依法查案的机关进行保护。何增科说，“只有走向法治，而非人治，才能撤除保护伞，抹平双方力量的差距，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律的基本理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