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破发不是发行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成果，而是竭泽而渔的后果，也是不公平发行机制的必然后果。
    新股破发首先是因为上市公司规模与资金、市场信心不匹配。2010年政策发生改变，似乎证券市场已经成为抑制通胀、解决改革成本的有力武器，证券市场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资金输送器。
    2010年全年共有531家公司在A股市场融资，融资额10275.2亿元；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有347家，共融资4883亿元，超过2007年曾创下的历史纪录；A股市场实施重大资产重组47项，交易金额1338亿元。2010年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全球第一，IPO超过前三年的总和，而股指几乎列于全球最糟糕的市场行列。2011年开局延续了这一格局，虽然货币仍在紧缩，但新股的发行节奏并未因此改变。
    2011年年初，证券会主席尚福林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强调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第一项就是扩大三板市场。表示要抓紧启动中关村试点范围扩大工作，加快建设统一监管的全国性场外市场，深入推进债券发行监管改革，显著增加债券融资规模。
    扩大新三板市场交易，培育三板市场做市商，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创新型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创业板无法容纳众多中小企业的融资胃口，需要三板市场分流。但场内市场融资额丝毫没有变小，元旦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16只新股发行，募资242.6亿元，照此速度，全年IPO募资将达5760亿元，超过疯狂的2010年。
    破发潮是A股市场疲态的典型标志，中小企业市盈率已经过高，大盘蓝筹是扶不起的阿斗，赢利预期超万亿的银行是吸血机器，元旦刚过，迫不及待地推出再融资方案，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公布再融资方案，都是不久前上市或者再融资的银行。按照2009、2010年贷款情况以及坏帐担忧，2011年银行再融资的规模不会低于2010年，大规模融资补充资本金潮还将持续，放宽内外资进入股市的激励机制也将源源不断地出台，政府希望将资金引导到股市，而走出楼市。但现实刚好相反。
    认为新股破发是市场正常反映、有助于一级市场恢复理性的说法是胡说八道。我国出现数次新股破发潮，哪一次让市场恢复理性了？到了2010年，不理性到了疯狂的极致。引用一段材料，1993年新股募资冲上212亿元，是以前所有年份总和的3倍，第二年A股大跌22%，并出现新股停发；2000年新股募资爆增至835亿创新高，比1999年高出7成，2001年A股大跌20%，并出现停发新股；2007年新股募资再次激增到创纪录的4470亿元，而A股创立以来到2005年的所有年份新股一共才募资4900亿元，一年抵得上十多年，2008年A股出现史上最大熊市跌65%，并出现新股停发。而2011年刚开始半个月，16只新股的平均发行价更达44.10元，发行市盈率77.88倍，发行市净率13.29倍，超出2010年30.32元、54.96倍和10.33倍的平均水平。
    中国的新股发行机制正应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从市场中学会的，就是什么也没有学会。主因在于市场激励机制扭曲，造就了鱼龙混杂、权贵与创业者一夜暴富的局面。
    更搞笑的是，有关人士居然把扩大询价机构当做市场改革的成果！多几家民间的市场询价机构，结果就是让数家机构有了参与瓜分大餐的特权，而市场的新股高市盈率也证明了这一点。增加机构固然是技术上的改进，但没有惩罚措施的约束，增加的机构都会成为利益链条上的蚂蚱。
    一些机构包括大型机构都没有为自己的报价负责，因为在这个市场中违规成本太低，而信用不值多少钱。曝光的浙商汇金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新华信托等公司又有哪家受到了惩罚？连胜景山河都没有说法，保荐人及其背后的证券公司甚至可以继续招摇过世，向业绩嘲笑诚实者，向造假公司继续发出邀请函。
    在高溢价的利益圈中，承销保荐、上市公司、会计师与法律事务所各得其所，只要高价发行、只要超募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超募部分的费用大大提升。
    新股或者高溢价发行，或者大面积破发，这样的事实很明确警示中国的证券市场定价机制失灵。不承认这一点就是闭目塞听，承认事实加强监管，惩罚造假公司以及对定价不负责任的机构，消除超募资金的超额费用，市场才可能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