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在全球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等重要领域，已作为制度安排；全球重要的债项评级、信贷评级、主权评级都掌握在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手中；几十年来很多国家、无数机构一直在质疑与不满，甚至抗议。美国傲视世界的态度、所谓先进的监管制度、三大的所谓无人能敌的模型与技术及自诩的客观独立，自己国家没有拿得出来的评级机构等等众多复杂的因素，让不自信的人们在对美国的崇拜中，由其任意作为。这次危机是个重大的事实，让全球的人们看到，漏洞百出的美国监管、苍白的数量模型与技术、非客观独立而利益化的评级，触发了人们忍受的底线，实质性抗争美国对评级业的垄断即将展开，全球信用评级业剧变在即。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的三大，对世界债务市场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辉煌的过去不一定意味着有昌盛的现在与灿烂的未来。今天三大的“众叛亲离”，实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所谓垄断的尽头是没落。

　　评级理念与技术严重落后提高对现代信用的认识首当其冲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评级关注被评估人的财务实力、经营能力等，风险也确实与债务人自身的经营与管理密切相关。但21世纪的今天，结构性的、衍生的债务，衍生得都数不出辈分了。风险也由于在衍生中不断增加的交易者而复杂化，信用交易、信用关系已经社会化了，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债务人的问题了。如此，还沿用半个世纪前的评级理念，这显然没有与现代信用的发展与时俱进，评级失实、预测不准是必然的。2002年，美国标准普尔发布对“安然”公司评级“BBB”，这是适合投资的等级，“安然”公司4天后倒闭；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级机构几乎刚刚给美国诸公司及其衍生品的评级为“AAA”，几个月后就都成了垃圾“CCC”。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三大能走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也可见人们对美国的崇拜何等之深。
　　现代信用交易之广泛、深化，使它已成为新型的、独立存在的虚拟资本，信用资本的构成与风险不仅与财务、融资能力有关，更与诚信意识、社会信用关系及信用价值取向相关。一个主体的信用资本由他的基础诚信度、社会合规度、交易履约度三部分构成。相应的，信用应评价的范围与内容就应该包括失信率、违规率、违约率。仅仅关注违约率是远远不够的。信用评级要发现并预期信用资本运行的风险与特征。如果不能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开展评级，其评级结果必然是在实体经济向上时，评级结果大都均好；下滑时，结果大都下调，自然就有了从AAA降到CCC的闹剧。试想，刚刚被降级的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国家主权的信用在短期内能有多大的改变？这样的信用评级不会令人信服，市场不会需要这个没有任何独立价值或附加值的中介服务。

　　成长史与治理结构有瑕疵评级要在自我否定中重生

　　如果一个市场是开放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如美国债券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上的评级服务就是一般的中介服务，不应由政府主导、做具体的评级规定；如果评级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就应按市场原则自然发展，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美国的信用评级起源是市场自发的，但快速发展起来却是靠政府，靠行政制度安排。正是美国证监会等管理机构的干预，才使债券发行必须评级，评级必须经三大。历史有缺陷，今天要补课。如果不是靠美国政府的行政手段，靠市场自然发展，美国的三大怎能有今天？
　　真正市场经济下的服务机构，应按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管理。股东构成不能与市场交易方有利益冲突，不能与评级活动或被评对象关联交易；董事与监事会构成中应设立独立董事、监事。这点三大做到了吗？著名投资人巴菲特是穆迪的长期、第一大股东，持有高达20%的股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穆迪将泰国国债降级、然后泰铢贬值、股票、债券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跌，最后，众所周知，巴菲特狠赚一票。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巴菲特在面对指责时居然说这是市场经济原则，资本就是要寻找“经济的薄弱环节”，害得泰国、我国香港特区等那些出手干预市场的政府们忙不迭地去美国做很不好意思的解释。今天看来，不好意思的应是巴菲特，违背市场原则的是穆迪和巴菲特。这是典型的关联交易，很不地道！穆迪所谓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实在是有限的。美国三大应从根本上入手，彻底改进治理结构，清除股东中的专业投资机构是必须做的第一件事。

　　收费模式扭曲改变盈利模式摆上日程

　　评级收费是从被评估对象收的，不是从使用人收的。主要流程是被评估人申请、付费、评级机构初评，评级结果通告被评估人确认，或复评，无异议后，公告最终评级结果。被评估人有议价结果的程序与有事实上的权力。评级结果的使用人，如投资人等，既不知评级过程，也无程序上的发言权与监督权。如此，人们有理由质疑，评级机构由于利益驱动，主观或客观地趋向于被评估人。众所周知，拿钱买级别，这一直是评级的行业诟病，也是困扰评级业的桎梏，一日不改变这个收费模式，评级机构就一日难有公正。
　　未来的评级业应彻底改革收费方式。以债项评级为例，费用应分拆成三项：一项是评级工本费，由被评估人或申请人支付；一项是评级结果公告费，由公告媒体支付；一项是评级报告费，由需要报告的专业机构投资人支付。所有付费的人都享有相应的消费者权益，评级机构有告知义务，并必须对其所评级产品的生产过程与产品质量接受监督。

　　收益与责任不匹配加强社会责任是大势所趋

　　若作为法人经营性机构，美国三大不承担法律责任；若作为社会服务机构，他们不承担社会责任，不披露与评级生产过程及结果有关的内容。这就相当于对所卖的食品不标注所用主料、配料，类似包装上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完全不知食品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是否安全。不尽告知义务，也不承担产品责任，还有高额、垄断性收益，这是暴利，有悖于市场经济！
　　事实上，公众一直深受信用评级活动外部性的影响，主动或被动地追随评级引导，自主或不自主地改变预期心理与实践预期行为。目前，全球呼吁社会责任，信用评级业的社会责任是应该重点讨论的，美国评级业必须改革，内容之一就是要明确相关的社会与法律责任。谁都知道，一个生产工厂不能为了自己多生产产品而污染环境，同样，评级机构不能为了追求自己所谓评级结果的准确而雪上加霜。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穆迪对日本著名的山一证券的评级“Baa3”，几天后下调至“Ba3”，次日山一证券就借不到短期资金了，3日后宣布破产。动辄给人家降级，即说明自己预测技术有问题，更说明没有社会责任，不惜落井下石！

　　监管不平等且有严重缺陷改革监管从现在开始

　　监管不平等，表现在监管机构一方面指定必须使用评级，另一方面并不管理评级。市场各方只有被要求使用的义务，没有知情权与监督权。评级机构享有被安排的市场，没有任何市场义务与社会责任。这是有违市场经济平等交易原则。欧洲、东南亚的机构，各国投资者等多次质疑美国评级机构，要求知情权、要求评级公开、透明，美国政府的监管机构也多次举行听证会，但最终都受到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评级机构的大股东们、那些大型投资集团的左右，而偏袒了美国评级机构，竟然裁决评级机构可以不公开评级内容、方法、模型等，无需对评级产品的生产过程做出说明。现在，全球投资者已揭竿而起，纷纷改变游戏规则。保护投资者利益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一定会有明确的规则产生。
　　监管有严重缺陷，表现在只有准入，没有退出。目前的信用评级，已被监管部门，主要是证监会、银监会等作为制度安排广泛存在于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商贸等领域。例如，债项发行，规定必须评级，这是市场准入安排；再如，发行级别达到一定级别，相应允许部分基金购买，这是交易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使评级产品具有了公共品性质，同时甚至还也具有了强制与垄断的权力。当公众对此产品与服务有异议，当市场风险来临，而评级完全不能预期，评级结果已然百分百不符合事实时，评级机构的经营居然不受任何影响，没有任何机构退出。这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市场已呼吁对信用评级机构及评级活动的政府监管。未来，监管补位，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明确监管职能，加强监管是大势所趋。美国正讨论在政府内设评级监管委员会，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垄断话语权而失公信力欧洲率先挑战美国

　　信用是参与资源配置的资格与手段。信用评级就是对经济主体的信用资本定价，引导市场按评级结果去分配资源。从定位与功能上说，信用评级不是简单的中介服务，是话语权，代表社会各界参与对经济主体、甚至政府的信用资本定价与资源分配。目前，信用评级已应用于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商务谈判、政府项目分配等领域，谁掌握评级，谁就拥有在这些领域资源配置的话语权。在以信用资本高低决定配置资源多少的市场上，如果评级是垄断的，那么这种话语权就是决定性的。美国长期垄断话语权，已日益丧失公信力。曾经强大的欧洲已逐渐领悟没有话语权而受到的制约。在美国连续不断地给欧洲国家降级、重大利害步步紧逼、欧洲就要成为第二个东南亚之时，欧洲终于不能再忍了。德国总理与法国总统已联名表示，将成立欧洲自主的评级机构；欧洲证券监管机构委员会(CESR)已颁布了旨在加强监管的《信用评级机构一揽子规章》；欧盟内部已达成初步协议，拟要求评级机构必须统一登记注册，并提高评估透明度，预计此协议2010年底生效。
　　美国信用交易很普遍，信用作为资本、作为新的资源配置的手段与资格，已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信用定价就成为经济管理的重要问题，信用评级早已被监管机构认同、大力扶植、做长效制度安排。我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对信用的理解还停留在文化与道德层面，对信用管理仍停留在对社会的诚信教育上，对信用评级更是认为只是中介服务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谁有能力、有实力就让谁做吧。于是，在社会的漠然中，在我国市场上，对我国经济主体的信用资本的定价权，已拱手让给美国三大！
　　全球经济在信用化，信用资本已日益成为参与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之一，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正在成为强国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拥有评价信用资本的资格、拥有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比拥有信用资本本身更重要，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中国作为经济大国、主要债权国、资源提供国，却不掌握信用评级话语权，对自己手中的资源在世界市场上如何配置没有发言权，这有违市场原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欧洲已觉醒，我们还待何时？

　　美国三大的神话正在破灭区域评级将被承认并快速发展

　　信用评级服务于市场。而市场是有一定区域性的，因此，资源配置与信用评级服务业也一定是区域化的。在本区域内，由自己区域的管理者与参与者们自己博弈、平衡利益，自己评级，按级别配置资源，话语权应限定在区域内的机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习惯，决定了不同的信用交易方式与规则，形成不同的信用价值观，信用定价机制与内容就一定应有不同。信用评价机构不可能万能，区域外机构不了解市场，没有资格横空评级，应对场内参与者、包括评级机构给予充分的尊重。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道德底线的，那就是平等、责任与尊重！
　　这次危机，美国的三大越过了底线，利用垄断话语权，利用预期心里，引导预期行为，事实上引发恐慌，引发市场走向恶性循环。全球共用三大，这在多元化的国际经济下，是个怪胎！不区分市场的一体化的信用评级，条件限定、因素僵化的数理模型，没有多少科学性而言。可以预见，信用评级业的剧烈改变与快速发展将在全球展开。区域内评级机构的设置与评级活动发展将首当其冲。如果欧洲成立评级机构，一定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将会陆续成立自己的评级机构。这不仅意味着区域内评级机构将如雨后春笋，更意味着美国以评级控制、垄断世界债务市场的格局将被打破。毫无疑问，谁行动得快，谁就掌握在本区域内以信用评级配置资源的话语权！

　　中国对信用评级应研究与监管并重

　　鉴于以上种种，建议我国应成立国家级信用研究中心。信用研究中心是股份制的，由国有官方控股、科研机构与非经营性的大型事业单位等多方参股。信用研究中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其主要任务：一是开展主权评级、债项评级、主体评级等评级并报告，在国内外评级市场上主动争取并掌握话语权；二是研究国内外信用交易现状与发展趋势，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海内外的信用交易，设置风险控制线及预警指标，提供监管办法；三是研究信用经济发展趋势，预测国内外信用风险，为防范信用危机提供对策；四是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提供政策建议。
　　此外，从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信用监管机构——“中国信用监督管理委员会”，专司信用监管的政府职能，从全局出发协调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对信用行业的发展指导作用。“中国信用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设地方派出机构，可以按照行政区划，分省、市两级分别设置。其主要职责应该包括：一、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二、起草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有关规章；三、监管信用交易，降低社会性信用交易风险及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保障社会安全；四、监管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特别是信用评级机构；五、受理与仲裁社会公众相关信用投诉；六、监管信用信息的处理与传播。

作者简介

    吴晶妹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1986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2003年首都经贸大学金融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货币信用理论教研室主任；2003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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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美国三大可以在全球呼风唤雨？

　　为什么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在全球呼风唤雨？为什么其他国家对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生杀予夺”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祚认为，这必须从当代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运行机制中去寻找。
　　他认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划分为五大市场，它们构成一个相互交错、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的全球价格决定体系。由低到高排列为：第一层是商品和服务市场；第二层是战略资源市场，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市场，也包括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第三层是股权资本市场；第四层是全球信用市场，包括债券和其衍生品市场；第五层，是最高层的货币发行体系和汇率市场。
　　这中间，美国国债市场及其信用级别是全球货币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同样，每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则是该国金融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他说：“谁能够决定一国主权债券的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的价格水平，谁就站到了整个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权力之巅。”
　　这种“神圣权力”显然被滥用了。“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发现掌握话语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绝对不是金融市场被动的旁观者。相反，过去10多年它们是次级贷款的垃圾债券最积极的推动者和利润最丰厚的大赢家。
　　据调查，每一份叫做RMBS或者CDO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初次评级和持续审核费用在3万——5万美元/次左右。穆迪在这方面的收入从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亿美元。标准普尔年收入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为这种金融创新产品评级。
　　美国评级机构给次级债券的评级是，约75%为AAA最高评级，10%为AA级，另外8%为A级，只有7%被评为BBB级或更低。而到2007年第一季，该类债券的违约率就达15.7%。有人评论，这有如给予垂死的病人开出了一张健康良好的体检证明。(据《中国青年报》)

　　三大对中国另眼相看

　　多年来，三大机构对亚洲国家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美元，国外净资产占GD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高评级的发达经济体，才拥有堪与中国一比的国际投资状况。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级别)。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
　　迫于中国的压力，2004年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2008年8月，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整个发达国家经济风雨飘摇，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汪洋中为数不多的安全岛。如此，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由A调至A+。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称，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的“倒挂”，直接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依照三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AAA等级。负债累累的美国长期坐拥AAA等级，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这本应是中国等债权国的合理、合法收益。(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