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懋的新书《新资本论》已出版，本书立足于开放的国际化大环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深度剖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国策和企业发展战略；按照国际惯例的全新思路，深度解读对外资和跨国公司进行规范管理的完整思路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发展的策略。是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已经创业和即将创业的人员、EMBA的学生们不可不读的书。

　　问：您在《新资本论》一书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目前的宏观和微观形势，先从宏观上讲，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国情？

　　汪康懋：中国目前的经济两极分化现象很严重，一极是外资和国资，他们很强大、很强势，绑架了全国人民和民营企业；另一极是中小企业和人民，处于弱势地位，这样两极分化的社会就会造成民怨很大，社会不和谐。这样，中国汇率上升只是有利于强势一方，而不利于弱势一方，很多中小企业就因为汇率问题而倒闭。我为此十分担忧，我一直信奉一条信念“为国尽忠，为民喉舌”，希望能够为中国经济提出更好的建言。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国情，六个字就可以总结：泡沫、欺骗、民怨。泡沫要做实、欺骗要进行全民诚信教育、民怨要疏解。关于如何疏解民怨，我有三个富民方法。一是要把公用事业费降下来，公共事业都是国有垄断型企业，国有企业搞了一大笔钱，国家应该让利给人民，让人民少缴些钱，多点钱去消费；而国有企业通过国家少收税的方式也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盈利不受影响。第二个方法用实名制的存款，对于低额的老百姓的存款利息就可以提高一点，大额存款的利息可以压低一些；第三点，国家可以给每个公民发一张生命卡，定期把国家赚的红利对公民分红，发放国家红利给人民的生命卡，让人民不断增富是当前国家的重要任务。

　　问：欺骗即不诚信，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康懋：现在中国的不诚信即欺诈之风很厉害。政府的不诚信体现在把人民大会堂借给不诚信的小企业开发布会，欺骗广大经销商。政府官僚主义，人民要政府去办一件事情效率很低，浪费了很多时间。中国目前远比不上新加坡的诚信程度，甚至连印度尼西亚也比不上。在企业里，现在有三种欺诈方式，第一种单位用假报表欺骗投资大众，第二种个人欺骗公司，第三种社会欺诈，例如电信欺诈。很多雇主欺骗员工，雇高管，说给一百万年薪，其实一个月五千元都拿不到，员工也欺骗雇主。所以现在的毕业生都想去当公务员，因为国家的工资还是确实有保证的。如果不诚信这个问题不解决，成了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会影响民族存亡。

　　问：您认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诚信的根源是什么？

　　汪康懋：现在的人一切向钱看，过去历史咱们对商人的地位看得很低，现在却看得很高。很多企业家都会夸大，夸大是诚信失效的源头。例如唐骏的案例。

　　问：中国目前做出了重启汇改的选择，也就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您始终坚持认为固定汇率是中国汇率制度的终极选择，为什么？

　　汪康懋：关于现在的汇率问题，我一直弄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从固定汇率制度走向浮动汇率制，全世界有八种汇率制度安排，只有两个国家目前采用的是浮动汇率制：美国和日本，他们都因为浮动汇率制度吃到了苦头，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浮动汇率制度对我们有很多的弊端。我建议将来我们亚洲各国组建“亚元”这个统一货币，像欧元一样走向固定汇率制，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保险作用。

　　问：既然您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固定汇率制，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国际施加的压力？

　　汪康懋：国际上之所以会给中国施加压力，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讲真话，如果中国能把自己真实的失业率讲出来，如果失业率高，国际上是没有理由压迫你把汇率升上来的。你说你失业率很低，人家当然会压迫你升汇率，这样反而会把经济压垮。所以，就算中国经济很强势，也要以弱势示人，要懂得示弱，还是要学习邓小平 “韬光养晦”的策略。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重启汇率制度改革？

　　汪康懋：我认为现在的汇改是以外部的需要为出发点，而不是从内部的需要出发，把中共中央调查部撤消是很大的错误。汇率应该定为多少，应该以中国基层的需要为原则，由调查部从中国的基层拿数据，而不是按国外的要求做。汇率上升之后，中国出国旅游也许能有些好处，但是对于一国经济来讲没有好处，很多中小企业都濒临破产。所以，我认为中国还是应该回到固定汇率制度上来。全世界汇率制定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即PPA——平价购买力。也就是说，同一个物品在美国卖多少钱和在中国卖多少钱经过汇率换算之后应该是等价的，从平价购买力来讲，例如中国的房价、车价、食品、电影票都比美国贵，中国的利率不是低了而是高了，所以中国的汇率不是应该升而是应该降。由于美国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元比较弱势，但是不管弱势到什么程度，它还是全世界的主导货币。中国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己跟黄金挂钩，一是把美元、欧元、日元等几个主要货币作为一揽子货币挂钩。这样就没必要猛升汇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热钱就会进来，把中国的房地产、股票炒高，形成泡沫。

　　问：我国股市的集中度很低，由此造成了大量公司的流动性不足，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汪康懋：现在要搞国际版了，国际版主要就是大公司了。另外，我们以前的蓝筹股，这个上证指数的设立是有问题的，美国有33个公司是主导股市的，组成道琼斯指数，香港也有恒生指数，所以我们应该设立一个蓝筹指数，如果你让一千多个公司都在指数里，这个指数很难弄。等到法人股都流通出来，把蓝筹公司做成上证指数，集中度就会好一些。在一个行业里面，国家也有很明确的定性，就是合并成只有两家，股市的集中度不好就在于，我们现在的垄断行业都垄断到非先进行业里去了，新兴行业里的蓝筹股还没有涌现出来，指数里的成员企业应该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而调整，可以参照美国股市指数成员公司数33家，香港股市指数成员公司数100家来做。这样股市的集中度就会很高了。

　　问：转移定价问题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汪康懋：转移定价这个手段，目前中国还没有识别。我们并没有严格的审计跨国公司进来的原料定价，现在跨国公司通过这样几样事情来转移定价，母公司一是要收专利费，二是要收顾问费、品牌费，还有其他种种费用，而且费用还很高，这些都把中国的盈利转移到外国去了。而且跨国公司在中国交的税是很少的，这个中国的调查部应该去调查一下，中国的子公司亏损得很多，但母公司赚得很多，这样会影响到我国收不到税，宏观很好，微观很弱，。这就是主要的转移定价的模式。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我国应再建立什么样的股份制银行？

　　汪康懋：现在中国开放了很多领域，比如银行，根据我给国务院写的报告，我们需要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需要搞一批新的、民营的股份制银行，比如东北振兴银行、渤海银行、北京银行等；另一个层面是原来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全部转制，民间资本可以入股，然后改换一个全国的名号，在全国经营，有利于资本的扩大。这样，民间资本在这两个层面都可以参与金融业的发展。国家还可以开放医院、传媒等领域，这些股权都可以卖出来。
　　我们还应该组建一些行业银行，比如说能源银行、粮食储备银行、物流银行等。现在我们的四大银行，全部是同质竞争的，所以应该搞一些国家战略上需要的银行，不然会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现在制约中国的主要是能源、矿产。

　　问：您如何看待外资在我国某些行业拥有超国民待遇问题？外资在中国企业的持股比例多少合适？

　　汪康懋：还有外资能不能持有中国企业50%以上股权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不可以。因为发达国家外资平均持股比例只有26%，发展中国家外资平均持股比例只有42%，而中国却高达54%，很多国家的限制都是最高在49%，必须和本国资本合资，不可以让外国资本持有50%以上的股权，在这一方面对外资的管理是过松了。因为这会对国有经济造成毁灭性的问题，外商过于强大呢，民营企业就会弱小，最终可能无法生存，这样人民就会失业，社会就会动荡，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该帮民营企业一把。现在外资也出了好多问题，不能由外资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问：从微观层面上来讲，中国的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什么问题？企业是否应采用对冲策略，套期保值？

　　汪康懋：根据我对全国几万家中小企业的调研，我发现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主业不清，多头并进；还有很多中小企业不正当的赚钱，想了一个新招，到全国去搞推销，找来几十万个经销商，每个经销商加盟费5万块钱，这样就弄到一大笔钱，这些钱却被浪费掉。这不是正常的做企业的办法，所以我奉劝中小企业先做好主业，不要用找经销商、加盟商的办法赚钱。因为加盟存在一个问题，在中国市场诚信还不够好的情况下，加盟大多数是失败的。加盟商用你的名字，但是质量却做得不好，反而把你的名声做差了。所以中小企业首先应该想清楚，你到底想做什么样的主业，你想做零售还是批发，你做的东西是不是有创新，在你的细分领域里面你是否领先。
　　然而另外一方面，现在日本很多中小企业手上有很多独家技术，在等待大企业的收购，所以，我认为我们稍有实力的民营公司，可以到日本等技术发达的国家去买一个小公司，把它的发达技术、新的商业模式买回来装到你原来的企业当中去。
　　企业还应该注意期货的问题，你去买期货做对冲、套期保值，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到底是安全还是增加风险，我研究了好多案例，做得比较好的是中国民航，做得不好的是江西铜业。

　　问：企业高管的股权激励标准应如何确定？

　　汪康懋：关于企业高管的股权激励，国际上有两个标准，一是最高总裁的薪水和最低员工的薪水差距不要超过一百倍，但是现在国内很多高管的薪水高得很离谱，甚至是普通员工的几千倍，这个很不符合国际标准。而且高管的股权激励总数应该只占5%，每个高管的股权激励应该小于1%，不应该拿得太多，如果这个企业市值做得很大，1%的股权也是相当可观的。联想给了高管35%的股权，这35%被创业团队一分，平均就没有1%了，随着企业的壮大、增股等措施。反正从公司上市来说，1%就够激励了。

    汪康懋：
    国际著名金融专家和华尔街优秀投资银行家、2004年中国十大财经英才，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和基本面分析的奠基人、汪氏模式创始人。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导、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国际金融管理学会审稿委员，国内外八所著名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是首批授予中国绿卡的外籍专家。汪博士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任过教授。
    曾任美国最大投资银行（Merrill Lynch(美林集团)和Paine Webber(潘恩韦伯)）以及著名跨国公司（YTL）（杨忠礼机构）之董事级高管十多年，参与多项百亿美元融资项目。
    曾于1992年一手创建和操作了第一家中国企业（华晨）在美国股市的上市，该上市被华尔街评为全球十优融资项目。他曾为欧洲、美国、新加坡及香港多家跨国企业集团以及民生银行、浙商银行、中华网、春兰集团及数家证券交易所担任顾问。

    附：“2004年中国十大财经英才”的评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中华英才半月刊社、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报社、中国改革报、中国教育电视台、搜狐网、澳门卫视八家单位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