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外部环境变化不大，内部限制的因素比较多。所以现在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几大政策出台以后，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压力。在外部市场没有明显回升时，内部压力会使得出口增长的空间受到挤压。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普遍好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新兴市场出口空间还是有的。

　　●人民币汇率变化以及出口税税率调整多少有些影响，但是对高附加值的总体影响不大，可能会对轻纺和农用消费品影响会大些。

　　●可以通过提价转移掉一部分额外成本压力，做好成本的核算。还要下力气增加产品附加值，有些产品稍微改进完全可以报出一个新的价格，也就是必须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外部环境和内部成本压力已经存在，要么做市场，要么做产品，靠加强管理来节省成本仅能短期维持。

　　●金融避险意识要增强，现在汇率风险比较大，特别是大型成套设备和中远期合同，如果没有避险意识，将来很可能在结汇上受损。

　　●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讲，确实应该走一条质量效益型的出路，而不是拼低成本拼价格。

　　●鉴于我国目前的环境和条件，关注外贸企业在新政策调整下的反应和变化，如果外贸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还是要相应出台新的调整政策来修正。

　　●现阶段，为了保持整个经济平稳增长和技术水平提高，加大引进外资力度是必须的。适当地放开服务业的投资，加大服务业引进外资的比例也是大势所趋。

　　●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资源这块要慎重，要把握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保障效益。

　　6月19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汇改，22日财税部门又出台大规模取消产品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方案也呼之欲出，种种调整凸显政府外贸结构调整的决心。在此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欧洲债务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国内出口退税调整等多重压力纷至沓来，外贸企业面临冲击已成必然。在出口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如何权衡？从目前来看，中国外贸年内走向如何？外贸企业何去何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吸收外资的方向是否需要调整？这些问题近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办公室里，霍建国院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全年外贸走势将前高后低

　　经济参考报：去年至今，从月度形势看，外贸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尽管五月进出口数据乐观，但是在全球经济存在二次探底风险的情况下，对外贸形势的市场担忧依然存在。您怎么判断全年的外贸走势？
　　霍建国：我们一直认为今年外贸的趋势是前高后低，主要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的矛盾及不平衡性，虽然中国是率先恢复的，但如果世界经济无法走出困境，外部市场有限的扩张能力会制约中国外贸发展。在去年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市场份额还相应扩大了，因此去年下半年增长比较高，今年的难度再加上去年下半年基数高的因素，今年下半年肯定会低于上半年，但是全年的增长预期还是会超过2008年，估计进出口增长会超过20%，出口增长超过16%是没问题的。
　　从目前看出口也还是高于2008年。今年1至5月与2008年同期相比还是高出4个百分点。
　　经济参考报：6月19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汇改，22日财税部门又出台大规模取消产品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方案也即将出台。外贸政策的调整频出，与年初外贸政策维稳的基调相比，更显调整贸易结构迫切性。再加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层面倍感压力，同时也有一些担忧。
　　霍建国：从目前来看，外部环境变化不大，内部限制的因素比较多。所以现在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几大政策出台以后，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压力，包括调整出口退税率，虽属原料性质的，外贸出口占比较小，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原材料成本和工资的问题。总体给人的感觉是，外贸出口的难度加大了，在外部市场没有明显回升时，内部压力会使得出口增长的空间受到挤压。

　　偏紧的环境提供更大的转型动力

　　经济参考报：有一个担忧就是，成本上升会不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霍建国：从主要大类的出口和市场的变化来看，也不是没有出路。因为目前对新兴市场的出口还是比较好的，比如对金砖四国、东盟和拉美等国的出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普遍好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新兴市场出口空间还是有的。再者，这几年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尽管进展不大，但不少产品的竞争力还是有所提高。部分中高端产品竞争力坚强，例如机电产品里的电子通讯、电站成套设备，船舶、汽车零部件等还是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所以我们判断，虽然人民币汇率变化以及出口税税率调整多少有些影响，但是对高附加值的总体影响不大，可能会对轻纺和农用消费品影响会大些。原料消耗比较大、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回旋余地比较小，可能会感觉压力大一点。
　　经济参考报：从目前来看，各种成本压力纷至沓来，外贸企业尤其是纺织等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利润率承受压力。您对这些出口企业有何建议？
　　霍建国：我认为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市场情况，做好市场的营销工作，这和定价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市场比较顺畅的时候，其实可以通过提价转移掉一部分额外成本压力，做好成本的核算。总之是要加强对市场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的开发和拓展，这恐怕是摆脱困境的一个出路。另外，还要下力气增加产品附加值，有些产品稍微改进完全可以报出一个新的价格，也就是必须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
　　同时要在控制成本方面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压缩管理成本和不必要的开支。同时在职工福利方面，也要根据企业的能力保持一个平稳的调整。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来改善和承诺，实际职工工资的变化应该和企业效益挂钩。另一方面，金融避险意识要增强，现在汇率风险比较大，特别是大型成套设备和中远期合同，如果没有避险意识，将来很可能在结汇上受损，这点要提醒这些企业。
　　对企业来讲，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外部环境和内部成本压力已经存在，要想挺过这关，要么做市场，要么做产品，靠加强管理来节省成本仅能短期维持。这实际上说明了市场环境和企业竞争会更加激烈，企业应该正视这种变化。我相信那些优秀企业应该能够渡过难关，偏紧的环境反而能提供更大的转型动力。

　　经济结构调整应兼顾外贸的稳定发展

　　经济参考报：保出口增长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权衡，从来就是一个难题。
　　霍建国：现在这些政策的出台主要是和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宏观方面，我国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巨额的贸易逆差。从贸易平衡角度来说，应该说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这些政策还是必须的。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讲，确实应该走一条质量效益型的出路，而不是拼低成本拼价格。从民生角度上讲，工资不涨也不行，有些省市已经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外贸现有的增长幅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这样增长下去，还是有政策调整空间的。所以这些政策的出台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是我担心，当这些政策同时出台时，一般的外贸企业适应难度比较大。外汇的波动幅度虽然不可能太大，也不可能出现快速升值的情况，但还是有升值压力的，对外贸企业来讲，适应市场波动，避免外汇风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出口方面对“两高一资”产品的限制，方向是对的，但是对现在的部分钢铁企业也还是有影响的。现在国内需求已经趋缓，今年房地产已不十分活跃，后续社会的总投资也没追加更大比例，所以产能过剩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此时如果能够多出口一部分，对行业来讲是一件好事，可以缓解行业发展的压力。那么现在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会增加行业的难度。应该兼顾外贸的稳定发展。
　　经济参考报：也就是说，在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同时也要照顾到发展的稳定。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
　　霍建国：建议在政策调整的同时，密切关注外贸企业的承受能力。建议在其他渠道继续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在信贷保证方面，贸易便利化的改进方面，甚至是企业创新和开拓市场方面，继续维持或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外贸企业也需要认识到国家调控政策是必须的，企业必须适应，同时鉴于我国目前的环境和条件，关注外贸企业在新政策调整下的反应和变化，如果外贸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还是要相应出台新的调整政策来修正。

　　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调整外贸结构

　　经济参考报：我国目前在积极扩大内需，在此的过程中要逐渐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个度似乎也很难把握。
　　霍建国：内需的作用有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要调整很多体制机制，包括税收和分配机制等，这都是有难度的，在短期内依靠内需扩大来支撑经济增长也是有难度的。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和持续，外贸的作用在短期内不可忽视。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逐步转向内需支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年之内显然无法调整到位。在过渡期内应该注意发挥外贸、外资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包括民营企业等。要多条腿走路，要保持经济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在过程当中进行结构调整，这是最优最明智的路径。
　　经济参考报：从贸易结构来看，加工贸易一直占据总贸易的约一半，也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据悉，商务部目前正在草拟一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案》，方案涉及多项举措来促进加工贸易转型。这将对推动贸易方式转变产生哪些影响？
　　霍建国：加工贸易附加值低，国内加工的产业链短。延长国内的产业链，加大国内的加工比例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使得它的带动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更大。
　　我们应该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加大对东西部的倾斜，这是必须的。要配合切实可行的政策，比如对中西部加大支持。这样才能有吸引力。可以成立一个基金，对必需的劳动技能提供免费培训，还能解决当地就业，也避免人口集中涌到东南沿海。而沿海省市也要加快服务业发展和提高研发创新能力。这些都必须出台政策支持，比如服务业的三年减税期，创办初期的融资便利等，这样就能看出政策之间配合的效率。
　　一方面为东南沿海的第三产业发展给予优惠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那些维持不住的企业要内撤，则给予内地一些合适的政策来承接，这样就有可能促成战略性的大调整，不仅完成了中国加工业结构的区域性结构布局的调整，同时还支持了中西部的发展，于国于民都很有利。很多内地省份的加工能力有一定优势，这样就能将这部分人口留在当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些适当的政策，制度性和长期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的调整上动作不够。

　　加大服务业引进外资比例为“走出去”创造便利环境

　　经济参考报：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吸收了太多外资，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外资了，因此也不需要这么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了。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霍建国：我认为，外资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一支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现阶段，为了保持整个经济平稳增长和技术水平提高，加大引进外资力度是必须的。从政策上看，国务院新发布的文件，使得对外资的认识统一在这个文件之下。实际上，它进一步改善了利用外资的环境，包括引进上市公司，放开一部分领域的兼并重组，特别是在土地上满足外资投资的需要，还是有一些切实的内容，但是效果要看落实情况。在现实中，要给外资创造条件使其继续发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经济参考报：吸收外资如何实现从注重量到注重质？
    霍建国：现在有一个很被动的情况，现在外资不像过去只满足于合资，很多时候要求独资。而且，现在制造业的外资投资增长比较滞后，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包括物流、银行保险和会计律师等。所以，适当地放开服务业的投资，加大服务业引进外资比例也是大势所趋。要想扩大利用外资比例让他发挥作用，必须在这些方面开口。
　　从数据来看，今年1至5月利用外资数量又开始回升，这说明有些领域的松动对外资还是有吸引力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至少利用外资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外资能加大在研发和高科技领域以及新兴产业方面的投入比例，要在过程中逐步引导。
　　经济参考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从金融危机以来就没有停止。进入2010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开始掀起新一轮的并购狂澜。根据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截止到5月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资金总额达284亿美元，同比增长390%，创出了同期的最高历史记录。
　　霍建国：“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关键还要有一个便利的投资环境。一方面，大型国企在海外通过参股控股对一些资源性产品如矿山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也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或者简单的外加工的环节。这两个方面都是必须的。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资源这块要慎重，要把握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保障效益。对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国家应该创造条件放松管理，民营企业自然有意识积极管理。国家可以在审批和外汇使用上提供便利，同时在海外市场的服务应该加强，比如从政府层面进行沟通，从信息法律的咨询等方面创造条件为他们服务。
　　此外，我认为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来转移生产是大势所趋，这是全世界的经验——梯度转移。我们现在有中西部承接，如果在海外再转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对我们来说更主动。因为存在一个市场限制的问题，特别是轻纺产品。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有一些项目，但是效益一般，所以还是要加大走出去投资建厂的支持力度和服务力度以及便利政策，这更利于企业“走出去”。

    结构调整产业面临重新洗牌
 
    对于某些行业和企业而言，2010年上半年来不乏各种“坏消息”：工人群体要求改善待遇的呼声此起彼伏；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大；在大宗商品涨价的背景下，中国钢企在铁矿石谈判中遭遇挫折；国务院以罕见的严厉口吻要求各地抓紧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