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速”风险，中央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正在集中出台。观察这些已出台或正在酝酿的政策，房地产调控转向有些许促进当期消费之意，但主要目的还是通过成交量的复苏来启动房地产的投资；增值税转型虽是事实上的减税政策，但受惠的领域主要是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型的财政支出则主要促进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所倚赖的调控思路是通过政策支持促进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下滑期内，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社会总投资是无可厚非的措施；再加上这一招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市场各界对此基本上也没什么异议——保经济增长是皆大欢喜的事。问题是，在国内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是否是效果最明显、成本最低的一条途径？有没有其他的政策可供选择？
    一般来说，投资活动在当期意味着需求，在下一期则意味着供给。也就是说，一段时间内投资的增大，虽然可以拉动钢铁、水泥、能源等商品的需求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不过，几年后随着这些基础设施生产能力的形成，社会上工业和消费产品的供应能力将会有比较大的提升。随即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下一期社会需求能力没有很大改善，整个经济很有可能因产能过剩而陷入通缩状态。
    这一点对中国经济极具现实意义。在1997年至2002年的通缩周期中，此周期前半段的经济放缓与内需（主要因国内宏观调控）、外需（主要因人民币币值坚挺）同时削弱有很大的关系，而后半段的不景气则被认为是政府此前大规模投资引起产能过剩的结果。直到2003年左右，本币开始低估和加入WTO后大规模外需能力得以释放，国内经济才走出通缩。而目前我们所处的境况与当时有相同之处。如果考虑到今后外需力量的走弱，供给、需求的一增一减力量相互叠加，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经历通缩不是没有可能。
    相比较来说，同样是运用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增长，大规模减税的效果则要比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好得多。政府提倡经济增长向消费转型已有多年时间，但效果并不明显。现在，经济下滑则为政府通过为民众大规模减税促进消费转型提供了机会。
    此外，经历此次全球深度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民众过度消费的模式很可能将就此终结，这意味着近几年中国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不能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不能通过大规模为民众减税来启动国内的消费市场，此后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按照以往历次调控的经验，在中央政府启动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之后，经济增速也将因此在原有的下滑趋势上提高1－2个百分点。不过，虽然大搞基建的政策会讨得各方面的欢心，但国内企业也应重视一段时期后因产能过剩而引起通缩的风险，更应该明白给民众大规模减税促进消费也许是更好的刺激经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