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传出一份失业保险制度全面改革的方案已提交决策层。方案建议，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1200亿失业保险基金应该“动”起来。方案建议改变“失业保险”的长期指导方针，从过去的“保生活”变为稳定就业和促进再就业。

　　中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将改革同利用萧条时期扩展民间经济自由“结合”起来，从而让市场寻找弹性的平衡点。
　　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可追溯至1986年，由《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演变而来。失业保险金前身是待业救济金，完全由政府负担，个人和企业没有缴费义务，救济金为国企职工而设，只给“四类人”（宣告破产的国营企业职工；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法定整顿期间被精简的职工；国营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国营企业辞退的职工）。随后，1993年以后做了新的修正，将待业金变成失业保险金，将四类人扩展至七类人，保险金确立缴费模式，单位2%个人1%。对过去失业人口采取“三三制”负担办法（财政、企业和保险基金分别承担1/3)。重要的是确定了一个失业的“边界认识”，即不鼓励那种包含隐蔽失业性质的虚假就业、让市场逐步主导劳动力市场、“保生活”优先于“保就业”。这一思想也反映了当时财政匮乏，在面临国企脱困难关、面对几千万职工下岗大潮，不得不通过扩展民间经济自由来替代劳动权的承诺。当时的政府鼓励居民的弹性就业、临时就业、自雇佣（创业）等等，同时让失业保险只具备不到30%的工资替代率（保险金只是平均工资的30%，仅为保生活）。
　　虽然目前政府财政跟过去相比丰裕，且失业基金结余较多，但并不能采取所谓“硬性保就业”的理念（如日本、欧洲诸国）。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失业保险制中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失业保险工资替代率高达70%以上，希望能够稳定人心、促进就业，但效果却不彰，相反却严重扭曲劳动力市场，形成大量的隐蔽失业（假性就业），推迟了经济复苏。
　　所谓隐蔽失业或者是追求名义就业，是同有效率就业相对。“有效率就业”指是在市场效率原则运行下的与一定资本量相配合的就业量，因此有效就业在微观角度上看，即就业者创造的边际产品不低于就业者的报酬。如果低于，则是冗员就业、追求名义就业或者是隐蔽失业。经济学上凯恩斯式的“挖坑埋钱”劳动就属于隐蔽失业。中国在1993年以后实施了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改革，隐蔽失业已经淡化。
　　但是如果更改失业保险制度的“保生活”主旨，则很可能使得隐蔽失业问题又重新回归。毫无疑问，我们非常反对那种认为“失业不需要得到任何救济，失业是一种理性的市场自然调整，失业保险具有很强的道德风险”。经济学家Raj Chetty在其论文《Moral Hazard vs. Liquidity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就表示，失业保险需要在道德风险和维持必要的家庭流动性之间取得平衡，存在一个最优的“失业保险范围”（工资替代率在50%左右）。在中国的现实下，所谓维持家庭流动性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底线的维持”，这同过去的“保生活”的理念是一致的，这是非常必要的。这需要设计更有效率的机制来予以完成，这意味着需要警惕那种“开小车领失业金”的道德风险，同时更需要警惕失业金发放过程中的寻租（尤其在受益人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