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有提振投资的政策已经获得财政投资的背书与银行信贷扩张的配套，明年上半年极可能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笔者以为，“保增长”除了考虑投资的短期带动作用，如何形成长效支持机制至关重要。就此而言，政府宜尽早关注如何保障就业、推动就业增量的问题，来实现对消费潜力的充分挖掘。
　　消费的重要性毋庸讳言。以美国救市政策的转向为例，新一阶段政策即主要瞄准了消费信贷，并专门强调了对深陷住房、汽车以及信用卡债务泥潭的民众进行救助。显见，作为“救市”思路的“升级版”，美国是希望重点支持居民的家庭资金链，保证消费开支水平的稳定，防止消费力进一步萎缩。
　　提振消费最为切实的手段是对存量就业的保障和对新增就业的支持。
　　首先，对存量就业的保障应引起关注。由于外需持续疲软，对沿海外向型加工制造业企业冲击较大，已经开始在部分地区出现工厂倒闭与工人返乡状况。这可能根本上有碍于存量就业的稳定，也使农村流向城市的正规城市化进程停滞。这既不利于新增人口加入社会保障安全网体系，也不利于主流消费人群的持续扩大。因此，对存量就业的保障应与投资、外贸领域的支持政策相结合操作，确保自上而下的“提振”能够令企业主和工人同时受益。
　　其次，对增量就业的支持应更为周到。在当前环境下，增量的需就业人口不仅包括每年新出校门的学生群体，还包括此前未实现事实就业的人群，以及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需转岗的人群等。这有赖于系列新增就业岗位的创造。一个可供借鉴的事实是，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曾以“以工代赈”方式，先后雇用超过275万名青年从事垦殖、建筑公共园林等工作，并先后安排75万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受雇为打字员、实验员、图书管理员和家庭教师等。这些美国民众同时还可以享受当时新推出的劳动保险和最低工资标准等。
　　与投资乘数类似，居民本期消费增长其实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上期收入增幅，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所谓边际消费、边际储蓄概念。中国的边际储蓄之高、边际消费之低是比较明显的。从现实出发，要让民众敢花钱、敢花自己的钱，需要切实让可支配收入相对均匀地涨起来，根本上解决长期的内需疲弱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本次提振内需沦为一次涵义单薄的投资行为。要知道，猛药可能不对症，偏方可能有后遗症。十四亿人的消费启动，需要扎实的物质基础依托，不仅不能光期待靠车市、楼市乃至股市价格“稳中有增”产生“轧空效应”来逼人就范，更不能依靠投资拉动、大干快上的热闹场面来解决民生领域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