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被派往印度尼西亚
　　1971年前往亚洲的时候，我跃跃欲试，随时准备一展身手，肆意掠夺。那年我26岁，感到自己被生活欺骗，我想报复生活。
自我反思之后，我确信，正是那份愤懑之情，让我获得了那份工作。美国国家安全局经过数小时的心理测试后，认定我是一个潜力颇佳的经济杀手。美国最不为人知的间谍组织—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对我的激愤之情加以引导，就可为他们所用，协助完成美帝国势力扩张的使命。因此，我被查斯·T·美因顾问公司（以下简称“美因公司”）这家效力公司帝国、从事肮脏交易的跨国咨询公司所聘用，成为他们掠夺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理想人选。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我已详细陈述了我愤懑反叛的原因，但在此，我还是大致交代一下当时的情形。我的父亲在一所预备中学教书，虽然家境贫困，我却在富裕孩子们中间长大。我对那些人充满恐惧，却又为之痴迷，因此他们远离我，对我避之唯恐不及。我上的大学是一所我憎恨的大学，因为这是我父母要我做出的选择。第一次在大学滋事之后，我退了学，找到了一份我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的市报社跑腿打杂。接下来，为了逃避兵役，我又夹着尾巴重新回到大学学习。我很早就结婚了，因为最终接受我的那个女孩坚持和我结婚。随后，我在亚马孙河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待了三年时间，身份是穷困潦倒的和平队志愿者，又一次逃避了兵役。
　　我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这一点也更让我满腔的愤怒无处发泄。在独立革命和美国参与的多数战争中，我们的祖先身先士卒，战死沙场。我的家庭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保守共和党人。从小就受潘恩和杰斐逊思想的影响，在我的理解中，保守党秉承了我们建国的理想和信念，是深信要为全人类实现正义和平等的政党；然而处处所见的事实皆与此相反。对越战争；石油公司和美国政府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他们野蛮地破坏亚马孙地区的资源，无情地奴役当地的居民—这一切无不是在背叛我们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我万分愤怒。
　　那么，我为什么违背自己的理想，选择成为一名经济杀手呢？回想起来，我得承认，这个工作能帮助我实现很多梦想：这个工作给我提供丰厚的报酬，给我很大的权力，让我有机会和美女厮混，还能让我坐上航班头等舱飞往充满异国情调的目的地。当然，执行任务之前，我也被告知，我奉命执行的任务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如果工作干得出色，就会得到表彰。常青藤联盟会邀请我去讲学，皇室会用美酒佳肴盛情款待我。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次亚洲之旅危险重重。这回，我与灵魂赌了一把。我认为事实将证明，我会是一个例外。在前往亚洲的时候，我就在想，在几年之内，我将收获各种益处，然后，我会把这个体制的真正面目公之于众，由此成为英雄。
　　我也不得不承认，从小时候起，我对海盗和冒险传奇故事就如痴如醉。然而在现实中，我过的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生活，中规中矩，总是按照父母的期许生活。如果不算辍学（一个学期）的那次经历，我那时仍然是父母眼中的乖儿子。不过，现在，该描述我的强盗角色了。
　　印度尼西亚将是我执行任务的第一个受害国……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共由17 000个岛屿组成，从东南亚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该国有300个民族，语言超过250种。该国居民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穆斯林人口都要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们才知道，这个国家石油资源极为丰富。
　　当约翰·肯尼迪总统支持南越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时，他就把亚洲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吴庭艳随后被暗杀，很多人认为暗杀命令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要知道，正是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政变，推翻了伊朗摩萨德政府，搞垮了伊拉克的卡西姆政权，颠覆了危地马拉的古斯曼，把刚果卢蒙巴赶下了台。吴庭艳政权垮台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加强了军力部署，并最终发动了越南战争。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肯尼迪的料想发展。在肯尼迪总统遭暗杀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陆续开始把军队撤回美国，他领导的政府采取了更为隐秘的策略，集中精力防止多米诺效应发生，从而避免一个又一个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羽翼之下。印度尼西亚因此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本身。1965年时，作为军队领导人的苏哈托，镇压了一场由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接下来发生的血腥屠杀夺去了300 000~500 000条性命，一手策动了20世纪发生的、最臭名昭著的、基于政治原因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之一。据估计，还有百万之众被投进监狱和劳改营。在屠杀和大肆逮捕异己人士之后，苏哈托于1968年坐上了总统的位置。[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