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03年7月，达西前往波希米亚一处温泉休息疗养。由于他的石油工程进展缓慢，耗费甚多，他的身心和健康状况深受影响。在那里，他颓丧绝望的心情逐渐好转，这倒不只是由于疗养，还由于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英国皇家海军第二大臣约翰·费希尔上将。这位海军上将早已以“石油狂”闻名。这次相遇将最终导致达西事业的转变，并把石油提到国家战略中心的地位。

　　费希尔上将由于患慢性痢疾，经常前往波希米亚温泉疗养。这次前往，费希尔也是个心情沮丧的人。因为，就在前不久，英国海军在“汉尼巴尔”号战列舰上进行了第一次用油做动力供料的实验。“汉尼巴尔”号烧着威尔士的煤从朴次茅斯港开出，身后拖出一溜白烟。后来，一声令下，它开始烧油。结果，不到几分钟，“汉尼巴尔”号就完全被一团浓浓的黑烟包围了。这糟糕的燃料简直把实验变成了一场灾难。在现场亲眼目睹这一景象的两位燃油倡导者费希尔上将和壳牌公司的马库斯·塞缪尔深受打击。达西和费希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偶然巧遇的。

　　两人很快发现他们对石油都有着共同的热情。达西急忙让人送来波斯油田的地图和有关资料请费希尔过目。费希尔看了这些材料后大受鼓舞。他把达西称做“金矿百万富翁”，并答应给予帮助。尽管这个起先始于幕后、后来公之于众的帮助终将到来，但它从未像达西所希望的那样迅速而及时。

“石油教父”

　　约翰·费希尔上将于1904年升任海军第一大臣。他后来被马库斯·塞谬尔称颂为“石油教父”。接下来的6年，费希尔将以前任们从未有过的方式主宰皇家海军。他出生于锡兰一个贫穷的英国农场主家庭。1854年，在他13岁时，他作为一个军校学生加入了皇家海军。他的升迁，不是靠出身和社会地位，而完全是由于他极度的聪明，严谨及坚强的意志。

　　费希尔最早是以一名鱼雷专家闻名于海军的，后来他搞过潜艇、驱逐舰、开耳芬罗盘、舰炮火力和海军飞机等方面的研究。最后，他的目光转到石油应用的问题上。早在1901年，费希尔就写过：“石油燃料将使海军战略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它将是一个唤醒英国的事件！”他希望用油代替煤来作为舰船的动力。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舰船的速度更快，马力更大，更有机动性。但他是少数派。其他的海军首脑们认为威尔士的煤更可靠。

　　然而，作为海军大臣的费希尔对达西所介绍过的计划始终怀有兴趣。为了使新开发的油田置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他做了许多工作去争取海军部对波斯租借地的支持，并对缅甸石油公司施加压力，去拯救达西。他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使皇家海军跟上工业化的步伐，并随时作好战争准备。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预见到，英国的敌人将是已经崛起于欧洲大陆的那个可怕的工业对手——德意志帝国。他将不遗余力地推动皇家海军和英国政府采用石油，因为他坚信，在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石油燃料将成为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德国制造”

　　虽然德国和英国之间没有多少直接争议，20世纪初，还是有一些因素导致两国之间出现越来越深的敌意。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的海军竞赛——就舰队规模和技术进步进行的竞争。

　　19世纪90年代末，德国政府开始全面推行其全球政治方针一要在全球政治、战略和经济中处于显赫的地位，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新”德国在世界舞台上咄咄逼人，只能使其他强国感到震惊和担心。

　　对许多德国人来说，阻碍实现世界强国梦想的最重要障碍似乎就是英国的海上霸权。用一位将军的话说，德国的目标是打破英国的世界霸权，从而为需要扩张的中欧国家腾出必要的殖民地。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建设海军与英国抗衡。德国于1897年发动了海军竞赛的挑战，虽然德国知道10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达到自己的目标，但还是指望英国最后对竞赛的军费开销感到厌烦。然而英国的反应恰恰相反。挑战给英国敲响了警钟，刺激它全力应战。海上霸权是英国世界地位和帝国安全的中心环节。英国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问题。它的帝国负担已超出所能应付的范围，工业上的领先地位正从身边滑向美国，更糟的是滑向德国。1896年，一部名为《德国制造》（MadeinGermany）的著作成为英国最畅销的书。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德国的威胁更使人惊恐不安。一位内阁大臣哀叹，英国是“疲倦的巨人”。

　　海军上将费希尔毫不怀疑，只有德国才是英国未来的敌人。在费希尔的推动下，英国政府以其舰只的现代化和扩大建造计划来回应德国的挑战。到1904年，双方在战列舰的规模和速度、大炮射程和精确度以及开发诸如鱼雷和潜艇一类的新武器方面的海军军备竞赛全面展开。

　　两国的军备竞赛是在社会和劳工骚乱、国内冲突、财政和预算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英国进行了一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辩论。执政的自由党两面为难。“海军派”支持“大海军”政策和增加海军部建造舰只的预算。“经济派”则希望限制海军开支，把钱投入到社会和福利计划中去。随之而来的辩论十分激烈。《每日快报》（DailyExpress）慷慨激昂地讲道，要用海上霸权来交换养老金吗？从1908年起，内阁中的“经济派”以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为首，也曾一度以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为首。他不是一个坐等机遇的人，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中，他是一个“匆匆忙忙的年轻人”。

官运亨通的丘吉尔

　　1901年，26岁的丘吉尔作为保守党人进入议会。3年后，由于在自由贸易上的分歧，他退出保守党，转向自由党。他的政治倒戈并没有阻止他的晋升。不久，他成为商业大臣，1910年改任内政大臣。他全力以赴，成为“经济派”的领导人，同劳埃德·乔治一起主张签订英德海军协议以减少海军预算，省出钱进行社会改革。这使丘吉尔受到广泛的批评，但他却毫不动摇。他声称，认为英德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完全是胡说八道”。

　　但是，1911年7月，德国炮艇“豹”号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以此表明德国决心夺取非洲阳光下的地盘。“豹”号的作用适得其反，使英国、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反德情绪进一步增强，丘吉尔立刻改变了看法。从那时起，他深信，德国的目标是扩张，德国扩大舰队就是为了威胁英国——对这种威胁必须进行反击。他得出结论，德国就是准备发动战争，因此，英国必须集中资源保住霸主地位。身为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开始对海军的实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心海军能否应付突然袭击。他对一些高级军官在阿加迪尔危机的关键时刻还去度假打猎极为不满。1911年9月底，危机结束，丘吉尔随即同阿斯奎思首相一道去苏格兰。一天，首相突然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海军大臣。“是的，我愿意”，丘吉尔回答说。

　　现在海军部有了一位全力以赴确保英国在海军竞赛中取胜的大臣。丘吉尔说：“如果我们的海军霸主地位受到损害，那么我们民族和帝国的前途以及多少世纪来由生命和成功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就会不复存在，一扫而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年里，他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我要像德国明天就要进攻那样作好准备。”

　　在这场运动中，海军上将费希尔是丘吉尔的盟友。他的年龄几乎比丘吉尔大一倍，刚从海军退休。尽管丘吉尔早先对海军预算的抨击造成两人不和，但丘吉尔一成为海军大臣，就马上派人把老将军请到他赖盖特的乡间别墅，把他争取了过来。自那以后，费希尔成了丘吉尔的非正式顾问。

　　丘吉尔从费希尔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与石油有关。费希尔说，石油是保住霸权战略的必然组成部分。他要使丘吉尔充分了解，对帝国海军来说，油与煤相比具有哪些好处。听到德国人正在建造以油为动力的远洋轮船后，他感到震惊。他觉得更有必要尽快使皇家海军改用油。为了加快使丘吉尔了解石油的课程，将军同壳牌公司的马库斯·塞缪尔共商大计。早在10多年前，这两人对石油潜在作用的看法就不谋而合。塞缪尔悄悄告诉费希尔，德国的一家航运公司已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供油合同，其中有一部分供德国海军的秘密实验用。这使两人的关系更为牢固。“你以前和现在都是这么正确！”塞缪尔在1911年11月底给费希尔的信中写道：“内燃机的开发是世界所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它一定会迅速取代蒸汽机……我听说海军部某些官员让你头痛时感到伤心。要有一位坚强而又能力非凡的人来弥补他们造成的损害。”

　　“如果温斯顿·丘吉尔就是那个人，我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他。”

加快速度

　　此后不久，为了阐明石油的重要性，费希尔安排马库斯·塞缪尔与丘吉尔会面，但这位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并没有打动丘吉尔。随后费希尔给丘吉尔送去一张便函，首先为塞缪尔表示歉意：“他并不善于表达观点，他是以卖贝壳起家的！现在他自己有600万英镑。他肚子里有货可是倒不出来！”然后费希尔解释说，他促成丘吉尔与塞缪尔的会面是要丘吉尔相信，能够获得足够的石油，来驱动皇家海军的舰只。他向丘吉尔解释了石油比煤的优越之处：“油同煤一样不会变质，因此可以大量储存在水下油罐中，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火灾、轰炸及燃烧造成的损失。而且苏伊士运河以东的石油比煤还便宜！”费希尔强调说，“货轮如果采用内燃机，可以节省78％的燃料，增加30％的运货空间，并且不再需要司炉和工程师。显然石油将带来多么惊人的变化呀！”海军上将对转为烧油的行动一拖再拖极为不满，并提醒丘吉尔这可能导致危险的结果。

　　当丘吉尔来到海军部时，海军已经或者正在建造56艘完全靠油做动力的驱逐舰和74艘潜艇。所有烧煤的舰只也在锅炉中掺一些油。但舰队最重要的部分一战列舰和旗舰——仍在烧煤。丘吉尔和海军希望制造出新一代战列舰，配备口径更大的火炮和坚固的装甲，并能高速冲在前面，在敌方舰队前转弯。费希尔提醒丘吉尔：“海战没有什么神秘的，最重要的是速度，这样才能按照你希望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战斗。”当时英国战舰的速度为21节，但丘吉尔看到，“如能提高速度，就可以在海战中注入新的因素”。军事学院在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估计，速度达到25节的“快速舰队”能够胜过正在建造的德国新舰队。总之，皇家海军需要把速度提高4节，而不改用烧油这是无法办到的。

　　丘吉尔被说服了。他认识到，石油不仅能提高速度，而且还能使舰只更快地加速。在活动和操纵方面，石油也具有优势。它能扩大舰队的活动半径，使舰只可以在海上加油（至少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而无须像烧煤那样需耗费舰上1/4的人力。此外，它还可以极大地减少因加煤造成的繁重劳动、延误时间和种种不便，使舰上司炉减少一半以上。在活动和速度方面，石油的优势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最为重要。丘吉尔后来写道：“烧煤船在煤用完的时候，需要很多的人力从舰上边远角落的煤箱里把煤运到锅炉附近或直接填入炉内，这会在战役最关键的时刻削弱舰队的战斗力。烧油能使各类舰只的火力更强，速度更快，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1912、1913和1914年的三个海军年度计划大幅度增加造船吨位和造价，这在皇家海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三个计划建造的所有舰只都用油做燃料，没有一条烧煤的船（有些起初烧煤的战列舰后来都改为烧油）。1912年3月，英国政府作出关键性的决定：在海军预算中列入由5艘烧油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组成的“快速舰队”。丘吉尔写道，由于这一“命运攸关的果断行动，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海军骨干舰只开始烧油，并且只是烧油”。

　　这一断然行动也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到哪去找油，油源是否充足。从政治和军事上考虑，油的供给有保障吗？丘吉尔所冒的最大风险是在解决石油的供应之前就决定转以油为动力燃料。

海军上将解决难题

　　丘吉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煤改油引起的问题，包括价格、来源和供货是否有保障。该委员会随后建议成立皇家委员会更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丘吉尔显然希望由退休的海军上将费希尔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而唯一的障碍就是费希尔本人。脾气暴躁的海军上将又一次对丘吉尔发了火，这次是因为他不同意丘吉尔所做的某些提议。1912年4月，费希尔从那不勒斯写信给丘吉尔说：“你背叛了海军，这是我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

　　后来，靠着无数好话，由丘吉尔和阿斯奎斯首相陪着费希尔乘海军部游艇在地中海兜风，以及丘吉尔的一封措词恳切的信才说服了性情暴躁的海军上将。

　　燃料和发动机皇家委员会由一群著名人士组成，包括无所不在的石油专家托马斯·博韦顿·雷德伍德。费希尔马上全力以赴。当他得知德国海军准备用油做燃料时，他更加心急火燎。

　　1912年11月，委员会发布报告的第一部分，并于1913年发布了另外两部分。报告强调：“用油做燃料具有极大优点，对皇家海军至关重要。”最后，马库斯·塞缪尔用石油驱动英国海军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但仍存在一个问题：谁将从中获利？可能的选择只有两个：强大和地位牢固的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公司和势力小得多并仍在苦苦挣扎的英伦-波斯石油公司。

壳牌的威胁

　　虽然创立英伦–波斯公司是达西、雷诺和缅甸石油公司共同努力的结果，而真正塑造公司的人却是查尔斯·格林韦。他第一次做石油生意是在提任一家苏格兰贸易商行驻孟买的经理期间。与缅甸石油公司有关系的苏格兰商人请他协助创办英伦-波斯公司。不到一年，他成了该公司的总经理。在以后的20年中，他一直支配着这家公司。开始时，他几乎是在唱独角戏，但到退休时，他主持的是一个在世界各地积极活动的一体化石油公司。格林韦为人倔强，固执己见。他一直不屈不挠顽强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把英伦-波斯石油公司变成世界石油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使之成为大英帝国的中坚；抵制不受欢迎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不请自来的压力，保证他自己对新公司毋庸置疑的控制。

　　英国的“决定命运的一举”不可避免地刺激了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更为激烈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英伦-波斯公司处于劣势。它再度面临资金紧张的压力。对格林韦说来，时间十分紧迫，他不得不同时努力实现几个目标：获得资金，开发波斯的资源，建立石油公司，开发可靠的市场。并且，尽管它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有销售协议，仍要避免被这个公司吞并。由于英伦-波斯公司资金不足，因而处于不晰地位。要想避开壳牌公司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找英国海军部。格林韦向海军部提议，签署为期20年的供油合同，并费尽心机建立一种能把公司从财政困境中拯救出来的特殊关系。

　　在向费希尔的委员会作证和游说白厅时，格林韦不断强调，没有政府的帮助，英伦一波斯公司会被壳牌吞并。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格林韦警告说，壳牌会处于垄断地位，并以垄断价格向皇家海军供油。他强调塞缪尔是“犹太人”，迪特丁是“荷兰人”，壳牌公司是受皇家荷兰公司控制的，而荷兰政府可能屈从于德国的压力。他告诉费希尔的委员会，如果英伦-波斯公司为壳牌公司所控制，实际上最终将处于“德国政府控制之下”。

　　格林韦宣称，他和他的同事如此关心英国的国家利益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愿意牺牲附属于壳牌的经济利益而保持公司的独立。他们所要求的回报只是英国政府的一个保证或一纸合同，“使我们的资本能得到适度的收益”。他不断强调英伦-波斯公司自然要服从英国的战略和决策，它是国家的有力工具，公司的所有董事率都这样认为。

　　格林韦在皇家委员会作证之后，费希尔马上把他留在会场外，与他私下交谈了一阵。费希尔坚持，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格林韦非常高兴。尽管费希尔与马库斯·塞缪尔关系很好，但他完全清楚需要做什么。他写道：“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英伦-波斯公司，并且在一切情况下保证它是一家彻头彻尾的英国公司。”

　　格林韦的论点也赢得了其他方面的支持。外交部十分关注英国在波斯湾的地位，认为他的说法令人信服。外交部优先考虑的是英伦-波斯公司的开采权，“包括波斯的整个油田不应落入一个外国辛迪加的控制，英国在波斯湾的支配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商业优势。”与此同时，外交部也重视皇家海军的具体需要。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说：“明显，我们必须为皇家海军保证在英国控制之下的足够数量的油田。”虽然外交部有时对格林韦大谈“壳牌的威胁”和大肆渲染英伦-波斯石油公司的爱国主义感到反感，但仍坚持上述立场。1912年底，外交部提醒海军部说：“显然，仅有外交努力不足以保护英伦-波斯公司的独立，他们需要的是某种形式的金钱支持。”

援助英伦-波斯石油公司

　　金钱支持离不开海军部。起初，海军部对与英伦一波斯石油公司发展特殊关系不感兴趣。它害怕卷入“带有投机风险”的生意中，但三个决定性因素改变了海军部的观点。第一，人们越来越怀疑除波斯以外，能否得到可靠的石油供应。第二，燃料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由于海上运输对石油需求增加，石油价格仅在1913年1月至7月间就翻了一番。第三个因素是丘吉尔，他正在推动相关的决策，要求海军高级官员分析在平时和战时状态下石油供应的可行性、需求和后勤保障等问题。1913年6月，丘吉尔向内阁提出一个有关“向帝国海军提供燃料油”的关键备忘录，要求订立长期合同以确保稳定价格下的充足供应。其中一条指导原则是保持独立的多种石油来源，从而挫败全球石油垄断的形成。内阁原则上同意，正如首相给英王乔治五世的信中所说：“政府应该在可信赖的供应来源中获得控制权。”但怎样获得呢？格林韦会见了内阁成员。在讨论中，一个长期寻求的答案形成了，即政府成为英伦-波斯公司的股东，从而使财政资助合法化。

　　1913年7月17日，丘吉尔向议会发表讲话。丘吉尔警告说，“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玉米和棉花，得不到保持大英帝国经济活力的6位数商品”。为了确保价格合理的可靠石油供应，海军部应成为所需石油资源的所有者，或至少是控制者。

　　内阁决定派一个委员会去波斯调查英伦-波斯石油能否实现它的承诺。阿巴丹的炼油厂漏洞百出。一位缅甸石油公司的董事把它说成是“一堆废铜烂铁”，甚至它生产出来的油也没能通过海军部的测试，但委员会抵达前夕，由一位从仰光匆匆赶来的副经理指挥各种粉饰安排，这一招成功了。前海军情报局局长、委员会主席、海军上将埃德蒙·斯莱德私下对丘吉尔说：“看来这是一个完全健全的开采区，如果投以巨资，将会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如果我们控制这个公司，就会在海军石油供应方面处于非常安全的地位，价格也会非常合理。”1914年底，斯莱德在正式报告中补充说：“如果允许开采权落入外国人手里，将是国家的灾难。”

石油的胜利

　　斯莱德的报告给英伦-波斯公司带来了天赐良机。公司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但是现在，斯莱德保佑了公司的活动。最重要的是，他把它说成是皇家海军用油的可靠来源。1914年5月20日，英国政府同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但还存在最后一个障碍：财政部坚持，拨款需经议会批准。

　　1914年6月17日，丘吉尔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提案。他的提案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政府将向英伦-波斯公司投资200万英镑，获得该公司51％的股权。第二，政府将派出两名董事进董事会。他们对涉及海军部燃料合同的问题和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有否决权，但商业活动不在此列。为了保密起见，另外还起草了一项合同，规定在20年内向海军部提供燃料油，合同的条件颇具吸引力。除此之外，皇家海军还将从公司的利润中获取回扣。

　　议会中的辩论十分激烈。查尔斯·格林韦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一起坐在官员席上，以备丘吉尔需要什么特别的材料。在座的还有议员塞缪尔·塞缪尔（他和哥哥马库斯·塞缪尔共事多年，共同创下了壳牌公司）和沃森·拉瑟福德。丘吉尔的讲话使他们越来越焦躁不安和怒不可遏。除了半个世纪之前迪斯雷利出于战略考虑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以外，丘吉尔关于政府取得一家私人公司所有权的建议的确是没有先例的。有些议员代表选区的地方利益，主张用苏格兰的页岩提炼石油，或者将威尔士的煤液化，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供更为可靠的供货来源。然而，尽管议会内外有过强烈的批评，但这个提案仍以254票对18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优势如此之大，甚至连格林韦都感到出乎意料。投票后，他问丘吉尔：“你是怎样如此成功地驾驭下院的？”丘吉尔回答说：“靠的是攻击垄断和托拉斯。”

　　尽管签署了新协议，但英伦-波斯公司并不是唯一向海军部供油的厂商。1914年春，丘吉尔就壳牌向海军供油合同亲自与迪特丁谈判。迪特丁对丘吉尔的青睐反应积极。

　　迪特丁是个实际的人，明白关于英伦-波斯公司的安排的原因。但仍有些人对政府购买英伦-波斯公司的股份感到迷惑不解。印度总督哈丁勋爵曾在德黑兰任职两年，对所有涉及波斯的事都抱有怀疑——他和他在印度的商级下属都认为，依赖极不可靠的外国石油完全是不明智的，而英国本身有着丰富可靠的煤。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这个决定是由于英德海军竞赛的技术需要做出的。英国海军竭力保持海上霸权，而石油在舰只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具有非常关键的优势。这场交易确保英国政府获得大量的石油供应，使英伦-波斯公司获得急需的资金和可靠的市场。它直接满足了英伦-波斯公司生存的需要，间接地满足了帝国生存的需要。这样，到1914年夏天，英国海军全心全意地转向烧油，而英国政府则成了英伦一波斯公司的多数股权持有者，石油第一次成了国家政策的工具，成为独一无二的战略商品。当然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作为海军大臣，丘吉尔时常说，他的目标是使海军像战争明天就要爆发那样做好准备。然而在1914年6月17日议会辩论前的那几个星期，欧洲似乎比几年来更平静，更远离战争。然而这种情况不会持久。1914年6月28日，即议会通过丘吉尔的提案后11天，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直到1914年8月10日，英伦一波斯石油协定才获国王批准。到这时，世界已经大变，7月30日，俄国进行战争动员。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并进行动员。8月4日晚上23点，由于德国无视英国关于不要破坏比利时中立的最后通牒，丘吉尔向所有帝国舰只发出命令：“开始与德国保持敌对状态。”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