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的爸：知天命后仍然执著，花甲之年倍感紧迫

惑与不惑

　　吴敬琏的不惑之年？他岂有不惑。他每天工作１４小时，写文章、做讲演、给学生上课，一丝不苟，对自己的知识更新也一刻不懈怠。快78岁的老人，不思养老，勤恳得让比他小一半的人看着都头晕，而且怎么劝都劝不住。再说，他这些年来坚持市场经济，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仍然不屈不挠。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又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所以，我看他还是“惑”得厉害。
　　但在知天命之后，情况还是有一点不同了。有一次我问他：这些年里你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为什么不退缩呢？他说：这个跟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呢，因为自己并没有一个很成型的想法，所以一碰到政治运动，首先就先怀疑自己可能错了。现在脑子比较清楚了，比如，现在我心里清楚是争论的对方错了，而且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我猜测：过去一上来就做自我批评，是不是因为政治压力所迫？他说，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自己没有一套完整的东西，因为你的基本体系跟他们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有一些想法离开了原来体系，所以一遭到批评，你就会觉得：“哦，我的想法大概错了，出轨了，应该回到“正轨”上去。”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害怕挨整。后面这一点也有变化，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了那么多次，反正不过如此吧。
　　这样看来，吴敬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智者不惑了。

“吴市场”的开关在哪里？

　　他不惑，可是我惑。他的行为令我这个崇尚“无为而治”的后现代人大惑不解：他这是图什么呀？
　　就这个问题，我跟我爸爸闲谈过两次，都因为我们俩的世界观不同，所以觉得词不达意。后来我决定采取更直接的方式问他。我是这样开始发问的：“一般来说：“名”和“利”是很多人做事的动机。“利”这一方面我知道您是没有奢求的，那么“名”呢？您是不是图名呢？”
　　我这边才说着，我妈妈在那边已经又瞪眼又摇头了，于是我赶紧解释：“名”，不一定是坏事，特别是当您把“名”和“私利”这两件事分开以后。你们看历史上留名的人，比如诗人屈原，比如??????再比如宰相刘罗锅，他们不都是好人吗？”
　　我的中国历史功底不够，只能把电视连续剧搬出来应急，可我不是开玩笑，我决心要把吴敬琏的开关给找出来。所以我又继续追问：“您是不是追求‘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中国市场经济的举旗人’这种名份？”
　　我还是怕我父母对“名”这个字心存习惯性的反感，不知为什么中文里的“追求名利”这四个字听上去多少有点刺耳。但我不愿意让这场讨论停留在肤浅的对字面的理解上，为了让爸爸理解我的意思，我搬出了西方心理学来解释，我说：“心理分析理论的鼻祖弗洛里德认为，人本能的原动力（Instinctive Drive）是与性和传宗接代有关的，但是现代人往往将这种原动力升华（Sublimation）为工作和创造，因而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的事情。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事业上追求功成名就，就如同他创造了一个孩子。那么，您觉不觉得您成为一个名人，象征着您没有在这个世界白走一趟，百年之后，它仍是您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个记号呢？”
　　爸爸想了一会儿，说：“好像不是。”我不肯放弃，又换了一个角度，接着问下去：“要么，您就是因为自己认定了什么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做“对的事”，在您，就那么重要？”他说：“你说我认为要“做对”，这没错，可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方式去做，原因是我要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影响这个世界，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种做法大概跟我的家庭和我成长的环境给予我的那种来自于工业革命的现代思想有关。从很小的时候起，‘救国’便是我所受的理想教育，我周围的人好像都是些各种各样的救国派 —— 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这种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人可以改变世界。这在当时是很现代的思想。”
　　显然，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答案。而且我听懂了。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现代社会后期的人好像并不这么看。”这句话我当然同意。工业革命膨胀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自信心，其结果有好也有坏，社会在一种意义上进步了，而人类也为它付出了代价。然而，在现代社会后期，人们开始冷静了（或者说“不惑”了？），这本来就是我的看法。但是这句话由充满改革热情的吴敬琏说了出来，表现出他心里一个时隐时现的小矛盾。矛盾还不够大，所以多数时候他能够忽略心中的那一点自我批评，继续往前走。
　　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都有自我矛盾，只有少数人在少数时刻能够意识到这种矛盾，更少的人在更少的时刻愿意面对自己的矛盾。吴敬琏一方面说他年龄越大，越认识到人跟自然比，人能做的事其实很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崇尚人类的各种新发明。在这方面我与他意见相左的时候，便忍不住以他的自相矛盾来跟他打趣。比如：我一看见他吃西药就皱眉，而他看我不愿意给孩子们吃药打针也担心。 我给他打比方说：“在经济上您不是主张少用行政指令去干涉市场的正常运作吗？为什么不想想人的身体也如此？所谓生病的症状：发烧、咳嗽、拉肚子等等，都是身体应付和战胜疾病的自然过程，药呀、针呀就好比行政指令的硬性干涉，反而扰乱了身体自身的运作。什么？你说医药可以帮助身体运作？那叫作“双轨制”！它在经济体制上行不通，也不可能使身体长久的健康。怎么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经济上，而用在人体这个自然系统里，您就想不明白呢？！”
　　不过，倜傥也好，持不同意见也好，甚至不能理解也好，我在心里却没有看轻过我爸爸的追求。无论他是知天命而行，还是知天命而不认命，他对自己的理想执著到这样的程度，他极端的“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使他更接近纯粹。吴敬琏的纯粹在“文革”中救过他夫人的命；他的纯粹让他在那之后仍然抵得住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的纯粹使他对许多困难和许多诱惑一概视而不见，因而宠辱不惊；他的纯粹使他的生命永不停滞，永远有意义。 暂且不说这种品质对社会的价值，我觉得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是他的福气。我爱我爸爸，特别是他现在上了年纪，我就更希望他这样—— 生命永远更新。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爸爸是他的硕士和博士两次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曾经对我说：“没有吴敬琏，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肯定会进行、会成功，但是有了吴敬琏，还是有所区别的。不管这个区别是大还是小，他加快了改革的进程。所以在“市场”和“计划”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大众给他封了“吴市场”的称号。因为他坚持市场的取向，在理论界、学术研究界、在青年学生中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对我们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真是这样，如果真的是因为他的努力，使中国在民富国强的现代化道路上前进得稍稍快了一点的话，我知道，爸爸会很欣慰，他的先人们也会很欣慰的。

父女问答

　　我：心平气和地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爸：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我：您不认为今天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你的贡献？
　　爸：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做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我：您把你自己看成一个学者，但是因为一些契机，您的一些看法被政治家采纳了？
　　爸：对。但是也有一些没有被采纳。我认为很多时候那是他们的错误。
　　我：在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可悲的地位，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透彻，看法多么正确，但在权力面前他们只能依赖侥幸。用到他们的时候还赐他们做些事情，不用他们的时候，挨整、挨阉、挨杀都有可能。
　　爸：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我：咱们回去继续讲学术。那天我让您评价你的两个女儿，你说“基本满意。”那现在说说你对自己的评价。您至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吧？
　　爸：那没有。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我：比如？
　　爸：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错，但他现在不搞理论了。
　　我：您怎么就知道他们在理论上比你行呢？
　　爸：因为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我：您对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爸：好像是的。好像还看得不是很开。
　　我：还是解不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其实我觉得，死了，就好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个地方的事一无所知，自己一个人就上路了。跟我当年来美国也差不多。
　　爸：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到的事就觉得不甘心。
　　我：您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呢？
　　爸：也不知道。
　　我：这么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爸：就是眼前这点事。
　　我：您真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完全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危险吗？
　　爸：现在中国有希望，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险。
　　我：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爸：说不上来。
　　我：“吴市场”算不算？
　　爸：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我：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爸：那要分阶段。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
　　我：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
　　爸：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我：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爸：认真。
　　我：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爸：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我：什么，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您被我妈妈给洗脑了吧？您现在除了工作，还干什么呢？
　　爸：我兴趣太广泛，比如有时候就爱看看闲书。还有我睡觉也睡得比较多。
　　我：没有张卓元张叔叔睡得多吧？
　　爸：张叔叔是晚上不工作。可他起得早，动作也快。我跟周叔莲比，就不算用功的。
　　我：假如现在咱们手里有一根魔棒，一挥之下你可以任意改变，难道你真的要改掉您兴趣广泛这一点？
　　爸：这我不能肯定，可是我每次看到邬家培，就觉得自己不如他搞经济学精力集中。
　　我：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爸：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我：爸爸，我希望您能够达观。达观之下，乐观、悲观都随其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