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的成熟之路（1966-1976）：十年文革走出迷惘，守时机待神州景气
我的成熟之路（1994-至今）：生儿育女学做母亲，身灵合一重定人生

爸的成熟之路  念语录救夫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妈妈周南比我爸爸吴敬琏先受到冲击，因为她在幼儿园里是当权派，而他在经济研究所是一个研究人员。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周南和吴敬琏这两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都积极投入了其中。周南在北师大幼儿园里请大家帮助她革命，开始时，大家给她提的一些意见，她还能尽量说服自己去接受，等到“走资派”的名字叫出来，她发现自己不可能接受了，她甚至开始后悔当初让人帮她“革命”，结果是引火烧身。
　　周南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部，她有研究生毕业水平的幼儿教育学历，而师大幼儿园也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它是教育系的附属实验幼儿园，她调来北京之前，在南京师大教育系和实验幼儿园的工作是得到系领导大力肯定和支持的。她到北京师大幼儿园当院长后，仍然和从前一样，一边做行政工作，一边搞幼教实验，没想到，这倒成了她的“罪状”。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原来在南京师大幼儿园兼任院长时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中，居然有人跑到北京来贴她的大字报，与本地的“造反派”们联合批判她，说她当年在南京就是抓幼教实验的“修正主义分子”，说她走白专道路“十八级台风都刮不回头”。这些话现在听来像是表扬，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还真是有些人带着极大痛恨说出的恶语中伤。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在南长街奶奶家住了两个月，那期间有幼儿园里的工作人员去那里看过她。虽然那是“文革”前三年的事了，但她们还记得那幢房子，“文革”开始后，在有些人的眼里，那幢房子简直就是“走资派”的实证，于是十几个人押着周南从北师大走到南长街去给她“革命”，一位以前曾经将自己做的布鞋送给周南人，因为自己“出身好”，那天突发“阶级觉悟”，指着周南大骂她压迫劳动人民。更倒霉的是，周南被幼儿园的“造反派”押到南长街去批斗的那天，正好碰上去抄爷爷奶奶家的红卫兵，那些红卫兵更是疯狂，抓住周南动手就打，而且将她的头发剃掉了一半。然后，又由幼儿园的“造反派”把被剃阴阳头的她带回师大去接着批斗。
　　周南被剃了阴阳头，就等于头上顶了个“我是反革命走资派”的招牌，上下班在校园里走的时候，都会碰到不懂事的孩子拿石头砍她，有几次把她的背后砍得青紫，晚上回家后丈夫用酒给她搓揉。
　　院长当不成了，还让她像一名 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带班，后来班也不让带了，让她每天给幼儿园扫院子。她不愿意白天在校园里走，所以中午也不回家吃，晚饭是吴敬琏从单位带回来的，多带一点就有了周南的午饭，幼儿园里许多人对她这位多年的院长还挺照顾，中午帮她热饭，给她地方午休。但是当时在幼儿园夺了权的造反派并没有轻易放过她，动不动就抓她开批斗会。
　　从那时起，周南在心里很难再接受那种所谓的“革命”了。虽然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还认不清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她的直觉告诉她，“革命”革到了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了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那次剃阴阳头的侮辱使她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当时北师大那幢九层高的主楼，经常有人跳楼自杀，周南的一些朋友担心她也可能挺不住而走上轻生的路。这时候，丈夫吴敬琏拿出了红宝书，“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吴敬琏给周南念着，又让周南跟他一起念，一遍又一遍。他还鼓励她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坚强起来。周南后来说，这个跟吴敬琏一起 “念语录”的办法，的确帮她度过了难关。
　　我听着妈妈的回忆，觉得那个时代的一切是多么的匪夷所思！我想笑我爸爸的虔诚，又想哭我妈妈的屈辱，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秃着半边头的女人，在丈夫的带领下嘴里反反复复地铮铮有词。这让我想起了国外的一项研究说，对于身患不治之症的人来说，祈祷是非常有益的，而祈祷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关系。有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心灵寄托的作用，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口中反复地念念有词这件事本身，就有一种镇定神经系统的作用，不管是念什么词，比如我在美国教许多信仰基督教的人念印度瑜伽经，还是能达到静心安神、有益健康的作用。当然，心诚则更灵，所以我能够想象，反复地念语录，帮我妈妈挺了过来。
　　但是，“文革”中匪夷所思的事还远没有结束。

干校苦乐记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连锅端，全部下放到了河南的“五七干校”。我说“干校苦乐记”，是对我爸爸来说，干活的时间是快乐的。首先，虽说快40岁的人了，也已经历了不少政治的风风雨雨，但吴敬琏以他特有的纯粹，诚心实意地相信去干校是必要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干部接受锻炼等等也都是必要的，他甚至做好了长期接受“再教育”，再也不回北京的准备。
　　他不但信仰纯粹，而且特别喜欢劳动，也特别会劳动。经济所的知识分子们一到干校就动手给自己盖房子，吴敬琏从小工干起，和泥推土，然后做起了瓦工。他的战友周叔莲后来告诉我，砌墙最难的是拐弯的地方，别人不会，但吴敬琏会。房子盖好后要接电，吴敬琏从学习《电工守则》开始，因为基本原理掌握得好，实际操作时，他的活干得安全可靠。接着他又研究起了木工。从干校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带回来了一套硬木的长、中、短刨子，还给我示范过怎么用。但那时我不知道，这一套刨子是他在干校时自己做的。
　　几十年后我爸爸还颇为得意地跟我说：“我在干校，小工、瓦工、电工、木工、什么工都试过了，结果觉得自己还可以。”看来他是把“五七干校”当成他当年巴蜀小学“头脑是科学的，身手是劳工的”校训实践地了，并且自得其乐。
　　那么，干校的“苦”来自哪儿呢？当然不是来自从劳动，我爸爸说：“在干校里，劳动也是一种权利。”而吴敬琏劳动的权利很快就被剥夺了。“五七干校”并不是一个使知识分子四肢发达的“乌托邦”。首先在领导位置上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就不喜欢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而且干校也和全国一样，阶级斗争一天也没停过。他们刚到干校不久，就已经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身边一个又一个人被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吴敬琏所在的七连里，办案组用逼供信的手段，让这帮知识分子人咬人——先打一个，再让他交待出下一个。其实根本没人能说得清“五一六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好像只要能与“破坏分裂党中央”挂上边的，无中生有、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反周恩来是“五一六”，反康生的也是‘五一六“；反林彪是“五一六”，而林彪却在揪“五一六”的期间栽了下来；反陈伯达是“五一六”，而后来陈伯达自己却成了“反革命”。。。。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1970年底，吴敬琏因为议论过康生（倒是证据确凿）被揪了出来。给他定的性是“帽子先拿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加上他在拒绝认罪和拒绝咬人时态度强硬，就被送进了专为各式“反革命分子”办的劳改队。与原来同连队的“革命群众”虽然仍然同住在一间房里，却不准交往，干活时也分开了。到后来，干脆什么活也不让他干了，整天不是挨批斗就是在一个牛棚里等候批斗。批斗会上往往是殴打谩骂一起来来，强迫他们交待各种名目的罪行。吴敬琏说他挨打倒是不算多。他的朋友周叔莲和张卓元后来告诉我，他在连队里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没人敢跟他说话，在几十人住的大房子里，他也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
　　自从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管制起来后，回家探亲的权利也没有了，所以我爸爸从1969年下去到1972年上来，中间从没有回过家。其间我妈妈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1970年北师大要妈妈去山西临汾“五七干校”，她坚持要在下去之前到河南去看一次丈夫，但是没有被批准。她当时心里完全没底，因为没人知道这一下去，何时才能回来？还能不能回来？一家人可能从此永远天南海北，所以她怎么也要想办法在去河南之前与丈夫见上一面，商量一下家里今后的事情。于是，她对“军宣队”说她牙坏了，需要几天时间在北京补牙，然后就直奔河南息县去看我爸爸。1971年她又利用自己干校放假的时间，到爸爸干校的新址河南明港去看过他一次。当时管我爸爸的“军宣队”见“反革命”居然还有家属来看访，对她就不太客气，而社科学部的老熟人们也不敢跟她打招呼，只有周叔莲和夫人彭韵倩悄悄地跟她说过话。

四谈顾准

　　在“五七干校”里，吴敬琏和顾准本来就同连同排，但他们真正成为朋友的契机是在吴敬琏进了劳改队之后。那时顾准作为“老反革命”已经在队里了。顾准的会干活，顾准挨打时不低头的坚强风度，都使吴敬琏产生了最初的敬意。等他俩在“牛棚”等候挨批，而革命群众却被组织开会，没人顾不得上批他们的时候，顾准和吴敬琏开始了他们关于中国问题和人类历史的交谈和读书活动，从此之后的吴敬琏，不仅在治学上，而且整个人生都有了一个新的聚焦和转变。
　　吴敬琏对所有有真才实学的人都很尊重，无论是他的同事们，还是新一代的经济学家，甚至是一个搞IT的小年轻。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么少数的一类人真正地打动他的心，令他在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精神上向往。
　　这是经过高度筛选的一组人，对于他们的共同特点，我可以尝试着总结一下，如果让吴敬琏自己说，他的用词可能会与我的不同。在我看来，首先，他们是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在为大众谋幸福中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老派共产党人”，早年因理想而入党，在夺取政权后又没有被官僚环境同化；第二，他们是有大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许也有能力一钉一铆务实地为人民的生活添砖加瓦，但他们却选择了做理论家，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深谋远虑的思想去寻一个“道”，找一种正确的方式；第三，他们是具有世界性眼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对中华民族有一种使命感；第四，他们在年龄上接近吴敬琏的父辈，吴敬琏对他们的英雄式崇拜，可能与他自己幼年丧父的心理情结有关。
　　这一小组人，本来就为数不多，现在大概绝无仅有了。孙冶方、薛暮桥都应该算在他们之中。而他们首当其冲的代表，在吴敬琏眼里有两位：一是顾准，另一是徐雪寒。关于徐雪寒，我爸爸跟我谈得不多，是我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揣摩出来的。
　　爸爸第一次跟我谈起顾准，是1996年他来费城我家里小住的时候。他跟我说着在我听来是古老遥远的事情，同时我的注意力有一半在我那爬来爬去的幼儿安安身上，所以听得不很专心。但是当他跟我讲起顾准如何启发他说，只有先系统地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且在“牛棚”里预料中国的“神武景气”之时一定会到来时，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对吴敬琏了解甚少的我，隐隐约约体会到顾准这个人在他的生命中曾经起过不同寻常的作用。
　　2004年我采访爸爸的时候，他再次谈起了顾准。那次我注意到了一些细节，比如，顾准如何在高压下镇定机智地利用《圣经》里的故事，在干校里对读书的严格管制中，为他俩创造了一个看英文书的环境。又比如，对于为何革命者曾经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牺牲，到头来却换来的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个糟糕的局面，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顾准把它叫做“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那时，吴敬琏已经成为了“吴市场”，但是他说：“顾准是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当时不懂，现在回过头来看，才知道。”
　　2005年，爸妈来美国和我们一起共度春节，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和他交谈。那时我对顾准和吴敬琏在“牛棚”里结奇缘的故事已经比较熟悉，而且从我自己的立场上也已经对顾准很佩服了，想到这个在“文革”中还穿着三件套西装的人，在那“众人皆睡”（至少是众多人都迷迷糊糊）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么清明的眼光，又想到那眼光后面的宏广渊博的思想体系，觉得他简直不是凡人。但是，给我最大震撼的，还是爸爸作为顾准弥留之际的现场目击者这件事。在我的想象里，那对吴敬琏来说应该是震撼心灵的。所以我特别让他讲讲当时的情景。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1974年12月2日夜里发生的事：
　　当时生命垂危的顾准呼吸非常艰难，以前他要求用镇静剂时，家属和医院没有同意，因为怕他放松之后不再努力呼吸，但是这天他们终于给他用了镇静剂。顾准因为早就预料到癌肿将堵住他的气管使他说不出话来，早把该嘱咐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并且把自己的希腊史手稿留给了我，所以这天晚上，顾准躺着，我坐着，房间里穆静无声。然而11点左右，顾准突然抬手示意，同时从嗓子里嘶哑地挤出一句话来：“打开行军床休息??????”那时我睡着了，后来被赶来抢救的医务人员的脚步声惊醒，顾准已经死了。
　　爸爸接着给我讲：
　　我帮着把他推进了太平间。这时顾准的妹妹赶来了，他妹妹的丈夫一直不让她来看她哥哥，这个妹夫。。。。。。
　　我在心里对着我不会显露感情的爸爸摇头。他刚刚回忆到怎样目睹好友的离世，又怎样亲自推着他的尸体去太平间，接下来就只会说一些什么什么不相干的事？
　　当下一次听我爸爸谈顾准的机会到来时，我决心要探索一下他在这事上的感情世界。那是2006年秋天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傍晚，有位朋友帮我们录像。我刚刚从美国回来，苦不堪言地受着时差的折磨，事先我就跟爸爸说好了：我一会儿肯定会闭眼。看见我闭眼，你也别管，接着讲你的就是了。果不其然，我爸爸刚开讲时，我还看着他点头，点了两下之后眼皮就开始打架，很快就困得前仰后合，坐都坐不住了。没有经历过时差、或时差反应不厉害的人不知道，由时差导致的该睡的时候不睡和不该睡的时候想睡的反应，其强烈程度，是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跟瞌睡挣扎着，在云里雾里听见我爸爸讲到了干校、劳改、顾准，讲起了顾准跟军宣队的人说不看《圣经》就看不懂列宁。。。。。。跟吴敬琏说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要守机待机。。。。。。“打开行军床休息”。。。。。。睡着了，。。。。。。顾准死了，。。。。。。推他去太平间。
　　然后，我听见爸爸开始转换话题，又开始说起顾准妹夫什么什么的。那一瞬间，我调动起我的全部意志力，打断了他的话问道：“那你把他推到太平间以后，你干什么了呢？”爸说：“我骑车回家。”我问：“你当时什么感觉。”爸说：“我当然难过。”我真的要对爸爸失去耐心了，怎么让他谈感情就像拔牙一样坚难？然而巨大的瞌睡在我四周包围着，我拚了命去集中神志，再问出一句：“难过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次我爸爸回答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我脑子里荡漾着爸爸说“特别特别冷”的回声，在睡意又一次排山倒海地迎面扑上来的时候，我毫无抵抗地投入了它温暖的怀抱。后来我看那一段录像时，发现了爸爸眼中的泪光。我一直为一个问题困惑：当这些事情发生在爸爸生活中的时候，正是我的小学时期，我就生活在他的身边，而我连顾准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是我太“忙”（忙着学雷锋、批孔老二等等），还是他太会隐藏？我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那时在师大的筒子楼里，因为我们四口人住一间屋，她和我爸只好常常到楼层的公用水房去说话。顾准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奶奶家，爸爸回到家后痛哭了一场。

忙碌的“逍遥派”

　　1972年，吴敬琏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成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意思是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因为当时的上班就是搞运动，所以班也不大去上了，每星期只例行去单位三个半天。可吴敬琏是闲不住的。首先，他再一次热情地重做他少年时代的梦，做一个自己动手、直接创造生活的工程师——他迷上了装半导体收音机，从两个晶体管的开始，然后装四管、八管，逐步升级，每次从单位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插上电烙铁，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因为不肯放下手中的活儿去吃饭，饿了就让妈妈往他嘴里喂馒头，嘴里塞着食堂里买来的粗硬馒头，又懒得喝水，结果经常噎着，有一次，一块烤馒头在嗓子眼卡住了，事后嗓子痛了一个星期。我妈妈看他这样，生命有危险事还算小，再这样下去，闹到要转专业的地步事可就大了，所以在吴敬琏把电器材料买回来，准备研究怎样装电视机的时候，她断然在悬崖处勒住了他的马。否则，就凭他那点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后来中国真就可能少了一名经济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工程师。
　　吴敬琏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的电烙铁（事实上，他曾经指望将那电烙铁像接力棒一样地交给他的两个女儿，先给大女儿一个旧收音机，鼓励她把它拆掉，说是拆掉后再学会把它重新装好，结果大女儿对它一根指头都不碰，更不提学装收音机的事。后来他又将一支电烙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8岁的小女儿，还亲自教了她一阵这门手艺），继续他在“五七干校”时在顾准启发下开始的英文和历史的学习。这次他准备啃的第一部英文原著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著作一共有10册，一册500页，10册共5000多页。妈妈从北师大图书馆将那些铺满了灰尘，长久无人碰过的书借回了家，吴敬琏给自己订了一个计划：每天必须读完50页。然后他就翻开了第一页，一页一页地看下去，雷打不动。
　　不久，在幼儿园辛勤工作的周南患了腰病，医生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她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吃饭喝水都需要人伺候。吴敬琏学习认真，有时候眼看50页自定的任务完不成，心里着急。夫人让他端水他难免不耐烦，夫人无法，只能忍气吞声，等他看完当天的50页再向他要水喝。就这样，他一页一页地啃，硬是把5000多页的英文版《罗马帝国衰亡史》给啃了下来。也是用这种办法，吴敬琏教会了自己英文。吴敬琏大学里学的是俄文，但今天，他的英文听说读写都已经相当流利，在这方面他除了1978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过四个月，算是经过一点正式的训练之外，完全是靠自学。
　　当时，1973—1976年间，他不光自学英文和西方历史，对中国历史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复习，从大规模的中国通史《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开始读起。吴敬琏每天不是钻研这个就是钻研那个，又没有跟人唠嗑儿的习惯，住在那个满是知识分子的楼里，他还是显得特别的学究，整天在屋里就精神抖擞、埋头苦干，出了屋就精神恍惚，邻居们给他起了外号叫“老蔫儿”，也有人叫他“吴老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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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熟之路  一个母亲诞生了

　　我父母结婚后一直想要孩子，七年后才好不容易有了我，两年后又是好不容易才有了我妹妹。然而当他们两人才当上父母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风浪袭来，他们也就无暇管孩子了。
　　我生两个孩子时的岁数，跟我妈妈差不多，可情形却完全不相同。我也是结婚好多年后才生孩子的，但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要当母亲的感觉。后来因为觉得年龄大了，害怕再不生就生不出来了，所以赶鸭子上架般地生出了儿子安安。可以说，作为母亲的我，是与我的第一个孩子一起诞生、一起成长的。
　　1966年，我爸爸吴敬琏36岁的时候，满脑子装着 “文化”和“大革命”。而1999年我36岁的时候，是一个家庭主妇，手里拉着儿子，怀里抱着女儿。你要是问我先生，他可能会说我根本算不上家庭主妇，因为我连家务也不大做。所以那时我的正式职称是 “妈妈”。对，我说的是“职称”，而且在美国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正确的职称。因为妈妈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是妇女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重要方式。
　　然而，我在美国已经能感觉到我妈妈会剧烈摇头表示反对的空气震动啦。在她看来，因为我在美国作为“母亲”诞生了，生生地把我奶奶为之奋斗的“妇女解放运动”向反方向推了好几十年。她对我选择在家里做“全职母亲”非常不以为然。我爸爸还比较客观，但他与我之间还是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爸说：中国的妇女地位比美国要强多了。
　　我说：也不知道那是自然还是不自然。男女在家庭中的分工，自人类有家庭以来就有了，男人出去打猎，女人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样符合自然的分工，不应该成为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如果说妇女要有地位就不得不变成和男人一样，那才是这对妇女的不公，那才是社会的退步。
　　爸说：也许我们在中国很早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念，那就是：根本问题在于财产权，谁挣的钱多谁就是主人。
　　我说：但是世界上还是有几种文化里，妇女因为持家而得到很高的地位、甚至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在我看来那才是真正的尊重妇女----尊重她们在家庭里相夫教子的角色。
　　爸说：但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点。当时流行的一本书叫《妇女与社会主义》，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写的。
　　我说：对，美国原来也是这样，好像女人非要到男人的战场上去和男人较量，才能赢得地位。但是从法律上的改变来看，已经越来越奖励妇女在家庭里的角色了。比如，美国很多州的法律规定，结婚后夫妇个人的收入都算作共同财产，离婚时对分半；如果结婚１０年以上，连结婚前对方的财产都有可能拿来分。我觉得这样的法律就是把家庭看成是一个单位，而不是鼓励丈夫和太太之间还要在事业上彼此竞争，争出一个谁是主人来。
　　爸说：那大概是后来的想法了，因为美国到２０世纪后才有选举权。中国在民国初年就是这种观点，谁挣钱多谁就是主人。奶奶在1947年就已经当议会议员了。
　　我说：但是我奶奶还是注意到了做女人和做男人的不同，而且她明白对女人公平就应该在政策上照顾她们的特殊性。早在４０年代，奶奶在重庆和成都办报的时候，不是就规定了报社的女职工可以享受40天的产假并照发工资吗？这在40年代的企业里该是非常特殊的吧？
　　我认为，每个人的生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生观。要知道我奶奶为什么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最好看一看她的生活都给她上过那些课程。首先，她从她母亲那里学到了什么？
　　奶奶邓季惺的母亲：吴婉，早先也是一名前卫女子。19世纪末期，她跟着哥哥在私塾里读书，后来上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然后就在重庆创办了当地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嫁人后开始生孩子，一连生了9个，自然就不可能再出去工作了。为此她一生都对丈夫心存怨气，并且把她的怨气写进了《不平则鸣》一文中。
　　当奶奶一天天长大的时候，吴婉开始在女儿身上看到了希望，她支持女儿去实现在自己身上中断了的理想。可是奶奶的父亲并不特别开放，他认为女孩子在私塾里念点书就行了，不必去外面上学。我奶奶14岁那年，吴婉趁丈夫出川办事，自作主张，让女儿投考了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我奶奶在重庆二女师读书时，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都曾任在该校任过教，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也是她的同班同学。虽然“五四运动”时她只有12岁， 但那时宣扬的民主和科学等价值观影响了她的一生。
　　与此同时，吴婉，当年那位聪慧的知识女性，在家里逐渐变成了一个很胖很胖的老太婆。我爸爸他们都还记得，外婆因为胖而特别怕热，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里，她只好穿着一条短裤坐在院子里的一块大石头上来降温。尽管已经很胖，她却仍然停止不了“吃”的嗜好。爸爸形容她能一次吃下一整只蹄膀的时候，还加了一句：“她说不吃心里就燥得慌。”这就是我奶奶邓季惺的母亲。
　　如果我也有这么一位母亲作为我人生训戒的活生生标本的话，我肯定也早就成为女权运动派了，而且必定时时提高警惕，不让自己重蹈覆辙，不让男权复辟！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我从小就生活在激进的（如奶奶）和积极的（如妈妈）女权主义者身边，不但从没见过她们光着脊梁坐在石头上啃蹄膀的画面，而且每天看见的就是她们如何关心各类“大事”：国家的、单位的、自己事业上的、丈夫事业上的，甚至看见她们对男人们轻而易举地施加指挥和影响力。那你想想看，在我这儿怎么可能会有如我奶奶那般的“女性解放”的紧迫感？或者如我母亲那般维护女性解放的必要性？根本无从说起。
　　有点儿像我儿子打网球。那天他的教练说：“这孩子的技术还行，就是缺乏点杀手的本能。”我心想，还杀手本能呢，这孩子12岁了，连一个西瓜、一只桔子都没杀过，从来都是他爹给片好、切好、在盘子里装好，就差喂他了。上哪儿找杀手本能去？！要革命，首先得有危机感。多谢我奶奶之辈的艰苦卓绝、寸权必争的努力，我才对“妇女解放”完全缺乏危机感。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决定给自己裹小脚，也不能算是封建复辟，而且还很可能是在我爸、我丈夫、我儿子和我们家全部男同胞的集体反对下而发生的我行我素的自我表现行为。
　　其实我和我奶奶都没错，而且也不构成相互的矛盾。我当年选择在家里当“母亲”是对的，因为妇女解放的实质在于使妇女拥有和男人一样选择的权力，并不在于拥有这种权力的妇女到底选择什么。如果她们只有、而且不得不选择从事某种别人认为高尚的职业才能被社会认同，那她们不是仍然没有选择的权力吗？她们不是仍然没有得到解放吗？
　　我奶奶也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她为我们这一代的妇女铺平了道路，我们哪来选择的权力。我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坐在这里堂而皇之地说，工作或者不工作、裹脚或者不裹脚全随我？另外，我的选择也是出于我不如奶奶能干。奶奶从来没有因为忙她的事业而不管孩子，从整本书里你都可以看到，三个孩子对她是多么重要。另外还有许多她和孩子们一起做的小事情，我都省略了。比如，她和陈铭德在30年代去日本买印刷机，专门买了新式唱片回来放给孩子们听；她喜欢在午后安排一个点心时间，给孩子们推广她新学到的营养学，一会儿全家每天必喝菠菜猪肝汤，一会儿又换了稀饭加生鸡蛋；她除了每年暑假必给孩子们请好家教，也曾亲自带着孩子们做菜，背诗和游泳等等。我奶奶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做到了事业和孩子两不误。我只能自愧不如。以我的能力和精力，只能选做一样。所以我的人生是分阶段过的，没孩子的时候，我是个人主义者；生了孩子们，我成了母亲，就只能做母亲；孩子们上学了，我又有了新的兴趣和事情。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这样的选择还不错，孩子只能小一回，长大了就不会再变小；而事业在那之前和之后都还能再有。我的父母其实也做不到事业和孩子两不误，但他们多数时候选择了工作。至于他们在心里是如何将这件事摆平的，不是我这个异时、异代、异地的人能够理解的。

安安和妞妞

　　我的两个孩子绝对是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对老大安安，从他降生那天起到他妹妹出生那天止，我们给他拍过无数张照片。但是自从老二妞妞出生，我们家就永久性地找不到胶卷，偶尔想起拍照，一定是举着一只空相机。后来有了数码相机，更糟糕，干脆只照不看了。所以妞妞婴儿期的照片，在数量上根本无法和她哥哥相比。
　　对教育安安我们是很有一套理论的，而对妞妞，我的办法就一个：只要抱着她就一切相安无事。所以，安安的学习很棒，妞妞都9岁了，我还抱着呢。安安出生之前，我们对他今后说什么语言已经有了研究和决定。因为我们家的语言环境复杂，为了使他能发展出多种语言，约根和我制定了一套家中用语规则：
　　１．孩子和爸爸之间只说德文，
　　２．孩子和妈妈之间只说中文，
　　３．英文是到学校才学、才说的语言，
　　４．万一孩子在家里说英文，爸爸妈妈要佯装听不懂，不予强化。
　　安安一出生，当我们把他在怀里哄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践我们的用语规则了。10多年下来，养成了习惯，现在，他在口语上已经可以熟练地三语并行了。妞妞从小跟着哥哥玩，所以在很多事上她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像她哥哥那样需要在大人的世界里摸索。然而，她为此也付出了代价。我在一旁观察着我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的共同之处、不同之处、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真是乐趣无穷。
　　今年安安和妞妞在我们当地的中文学校里参加中文讲演比赛，又一次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妞妞的讲演题目是“假如我有一个小妹妹”，其内容天真自然而真实地反映了她和哥哥的关系。她是抱着她的布娃娃走上台去的，然后她讲道：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小妹妹，我对她喜欢得不得了。哦，我是说，假如我有一个小妹妹，我就会这样，非常非常地爱她。
　　你可能说：“啊，看这小姑娘，她爸爸妈妈把她教得多好啊！” 告诉你吧，其实，我哥哥才是我的老师。是反—面—老—师。
　　我出生的时候，我哥哥已经3岁了，他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了又一个玩具，他一会儿非常热情地跟我玩，一会儿却把我推到一边，对我不理不睬。他经常为难我说：“我考你一道题，回答不上来就不理你了。” 然后就故意出一道很难很难的题给我。我向妈妈告状，他就在门上贴一个条子，写着：“妞妞不许入内。”妈妈说我小，要他让着我，他就偷偷做鬼脸，对我唱：“Baby , Baby, 哇哇哇……”
　　我告诉你吧，有一个哥哥还真是让人头疼呢。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要一个小妹妹。每次哥哥欺负我，我都想：假如我有一个小妹妹，我一定会耐心地陪她玩儿，教她读书写字，帮她解答难题；假如我有一个小妹妹，我的门一定永远为她敞开；假如我有一个小妹妹，我什么时候都愿意做她的知心姐姐！
　　可惜，我每次跟妈妈说要小妹妹的时候，她都说：“以后再说吧。” 结果家里只有哥哥和我两个孩子，所以他再烦人，我还是追着他，跟他玩，听他的指挥。
　　不过，我真得谢谢哥哥，是他让我想好了，假如我有一个小妹妹，我将是天下最好的姐姐！
　　讲演比赛发奖的时候，裁判组长在台上说：“八号（指妞妞）的妈妈，请您马上上台来，给这位同学生一个妹妹！她的讲演打动了我的心。”
　　我在台下笑道：“只要不是太老的话，一定照办！”

瑜伽与心理学

　　我正式开始练习瑜伽是1992年。那时我基本完成了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学习，离开了学校生活，虽然博士论文答辩和拿博士学位是一年之后的事。我说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练习瑜伽的，是按现在美国老百姓对于瑜伽的理解，也就是指瑜伽体操的那一部分。而事实上，印度瑜伽的范围比那要广泛得多。如果用简化又简化的方式来说，瑜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调息、冥想和体操。
　　说到冥想和调息，其实我早就从爷爷那儿学到了一二。只是我爷爷的方式并非来自瑜伽，他是自己改良过的气功、太极和禅的混合，因爷爷姓陈，所以我管它叫“陈式养生法”。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过我数息、观丹田、云手等做法。在大学休学的那年我曾经天天练习。等到1992年我开始瑜伽入门的时候，才发现将身体的动作与调息和冥想融为一体的时候，又是一番更美妙的境界。
　　2000年，我和约根在美国东海岸住了12年之后，把家搬到了南加州，我开始每星期定时去健康中心上瑜伽课。有一天，在YMCA上完课后，瑜伽老师问我练习瑜伽多久了，我告诉她是从1992年开始的，她对我说：“你没想过当瑜伽老师吗？”我一想，这倒也是个好主意，于是向她打听受训和获取瑜伽老师资格的事。就这样，我获得瑜伽老师资格后所教的第一节公共课，就是在我以前上课的那间YMCA。
　　近五六年来，瑜伽在美国成为百姓和专家公认的精神减压和辅助治疗一些身心病痛的有效方式。而我开始教瑜伽之后不久，就得以将我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融合进去。大概是在我建立自己的瑜伽工作室不到半年的时候，有一位患有心理恐慌症的姑娘经她的心理医生建议来跟我学瑜伽，与我多数年轻的瑜伽学生们不一样，她对瑜伽体操方面并不十分热衷，只是渴望通过瑜伽来减轻时常发作的心理恐慌。于是，我将她每星期来我这儿的一个小时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里我带领她做一些温和的瑜伽姿势（当然仍然是和调息与冥想相结合），然后进入大休息。大休息时我用语言引导她做一些观想的练习，效果很不错。从那之后，我开始把瑜伽、观想、催眠等等方法结合起来，为那些在身体方面或精神上有问题的病人，专门设计适合他们个人的一对一课程，效果很理想。
　　前年我父母来美国的时候，我请他们每周来我的工作室上私人课。另外我还带爸爸去YMCA上我教的公共大课。爸爸做事认真，趴下去、站起来的每个动作都很认真做。妈妈膝盖不好，我就带她到我在老人中心义务教授的一个班里去，教她做不用躺在地上的“椅子瑜伽”。我对班上的老人们介绍说：“这是我妈妈，从中国来看我，她才75岁，但是不爱运动，我今天带她来到你们的班上，是希望她从你们身上得到激励。”那些美国老人们听说我妈妈只有75岁，都管她叫“Baby”，因为那个瑜伽班的学员都是由70、80、90岁的老人组成的。
　　爸爸妈妈回国时，我给他们带上我制作的瑜伽DVD中适合老人的那一盘，嘱咐他们一定要经常练习。但我也知道，我的苦口婆心在他们一回到国内繁忙生活中去的时候，就肯定被置之度外了。如果爸爸真的听我的话而时常练习瑜伽，也就不会发生他在中欧管理学院给学生上课时，颈椎病发作被送进医院抢救那样的事了。
　　若要让我说瑜伽对人的好处，以及用身心结合的方式来保持健康的道理，我要说的话就太多了，三天三夜也不见得讲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