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入社会（1954-1966）：所里新来的年轻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我入社会（1986-1994）：美国留学工作定居，婚姻大事可大可小

爸入社会
初到经济研究所

　　1954年吴敬琏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是他从南京回到了北京。我想我奶奶当时一定非常高兴，她的宝贝儿子又回到了身边。不过吴敬琏一定顾不上这些，他那时是个大积极分子，在大学里一直当青年人的领袖，在复旦的最后一年，他住在康复楼里养病，竟做起了“休养团支部书记”，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那时到底是休养团的支部书记呢，还是正在休养的团支部书记？不过无妨，总之知道他走到那儿都是支部书记。这不，才进了经济所的门，吴敬琏又当起了团支部书记。所里不少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新分配来大学生不仅聪明能干，而且在青年中很有威信。从那时起，到1984年调离，吴敬琏在经济所工作了整整20年。其间着实经历了一些人和事，也结下了几个终生好友。
　　那年，和吴敬琏同时分配到经济所的大学生一共有8人，他们当中有北京大学来的黄范章和中南财经学院来的张卓元，加上吴敬琏在复旦的同班同学、比他早一年来到经济所的周叔莲，这四个当年经济所的年轻人50年后依然是好朋友，只是现在不仅他们四个人是“哥们儿”，连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们也都成了朋友。虽然50年后的今天，他们都已经离开了经济所，也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平常保持联系，而且每年至少好好聚一次——有时搞个聚餐，有时几家人一起出去度假。
　　这四位好朋友——吴敬、张卓、黄范、周叔（这是他们年轻时给彼此起的“简称”）的友谊经历了那么多严峻的考验，特别是他们一起度过了那段对与错、“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混淆难辨的时期，或受到挑唆、或受到鼓励，人整人、人咬人是常有的事，但是他们当中不但没人背叛友谊，而且正是在那些不寻常的时刻，使他们看清了彼此的为人，也更加珍惜彼此的友谊。
　　50年代中期，他们来到科学院这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之后不久，就一起在“向科学进军”的风波中扮演了主角。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另一方面自己也强烈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学专业、搞专业，但是，当他们向经济所党支部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时，却遭到了当时党支部领导的批评，被说成是“追求个人名利”、“走白专道路”。青年们在压力下不后退，他们一起商量对策，一起写文章，当他们和党支部领导人的矛盾白热化之后，他们仍然不仅在私下互相鼓励，而且在会上公开互相支持。比如，吴敬琏在党支部的一次会议上替黄范章打抱不平，说他英文好，希望去搞世界经济，领导应该支持而不该压制。他们那次的努力得到了中宣部、团中央和科学院党委的支持。那次风波是这几个经济所的年轻人一起经历的第一次运动，它好像为他们的关系奠定了基调。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他们经历了更大的压力和更激烈的运动，但他们总是立场坚定，从来没有卑鄙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和批判朋友。而私下里，他们又会彼此提出保护性的意见和嘱咐。比如，听我妈妈说，她在1984年去美国耶鲁和我爸爸会合时，张卓元曾叮咛她告诉吴敬琏“管好他那张嘴”。
　　发生在吴敬琏到经济所不久后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和周南结婚了。吴敬琏分到经济所的同一年，周南从南京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跟苏联专家进修，两人有了比较多的时间在一起。吴敬琏和周南于1956年6 月结婚后，他们婚礼上的一位来宾，是周南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主任，名叫钱且华。婚礼后，这位留美归来的教授语重心长地对周南说：你婆家的条件太好，恐怕对你的发展不一定有益，一个年轻人应该在艰苦环境中自己奋斗。他主张周南先回南京工作两年，然后再往北京调。于是，婚后不到两个月，周南回到南京师范大学教课去了。结果两年没到，钱教授生重病住院了，当时他是系主任兼教研室主任，于是年轻的周南被破格提升为教研室副主任，管具体事务，另外兼任实验幼儿园园长。这样她也就走不了，继续和吴敬琏两地分居，5年里每逢寒暑假才能去北京和丈夫团聚。直到1962年3月周南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做讲师，不久去实验幼儿园做全职园长。1963年，他们有了我。

“中右”的吴敬琏其实很“左”

　　在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吴敬琏破例讲话比较小心，可能因为有了在“向科学进军”中与经济所党支部的冲突，他知道有人正虎视眈眈地等着整他。在他母亲邓季惺去参加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之前，他甚至嘱咐母亲说话要小心。然而他母亲毫不在意说：“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然后她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关于新闻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等。结果，她和爷爷被双双错划为右派。吴敬琏因为在“科学进军”问题上的争论被批评为思想“严重右倾”，最后被定性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但是吴敬琏自己都承认，他年轻时的思想其实很“左”。解放初期他不但极力将自己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还推动家里人一起向左转、向左看齐。我的保姆宋妈妈告诉我，她曾经听见我爸爸“教训”我奶奶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不知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下面两件事我曾听家里不止一个人说过。
　　1945年日本人刚投降时，我奶奶一到北京就在石碑胡同买了一个四合院，还为它配了一批漂亮考究的红木大理石家具，最近我偶尔读到吴祖光夫人新凤霞写的一篇题为“四合院”的文章，里面还提到，陈明德和邓季惺在石碑胡同美丽的家让他们也爱上了四合院，并交了一笔钱给邓季惺帮他们也买一些家具。后来奶奶盖了南长街的房子，把那些高级家具带了过去。我爸爸却看着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总觉得不顺眼，“大跃进”时就“替”他母亲捐掉了一批，“文革”一开始便彻底把它们处理掉了。结果 “文革”后期，我们家想买一个大立柜，到处托人搞家具票儿，费了很大力气。那时我才听奶奶说，“原来我们有那么多好家具，‘小弟’一下就把它们全处理掉了。”我奶奶一辈子很少批评她儿子，那次也就是听她小声嘟囔了一句。
　　另一件事是我奶奶在“文革”初期曾经向人抱怨，说儿子“呲儿我就像呲儿儿子似的”。在我的记忆中，吴敬琏好像没怎么呲儿过他母亲，大概因为我记事的时候他的激进时期已经结束了。我的记忆也告诉我，吴敬琏的母亲从来没有公开批评或顶撞过他。并且很多年后，我爸爸告诉我说，当年父母被错划为“右派”后，当人家因此批斗他的时候，他表态说自己也批判了父母。后来他为此感到很惭愧。
　　吴敬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确曾经表现在他对待私人财产的态度上，他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我小时候，他对我往铅笔盒、橡皮等东西上写自己的名字这种行为都很反感，每次都批评我“小气”，教育我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我觉得他因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那个年代里有很深的“原罪感”，所以一直在思想上给自己“洗澡”。
　　如今他搞明白了市场经济的道理，自然不反对人们拥有私有财产。而他自己也有不止有两件衬衫了。而我却仍然不好意思往我的私有财产上写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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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步入社会
又换校园

　　我1986年夏天从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读研究生，靠的是奖学金。奖学金不但包括了全部学费，另外还有生活费。生活费不多，但是足够我生存。所以，我从那时起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了。而且我自己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在精神上也脱离了对家庭的依赖。按理说那是我第一次以一个成人的姿态在社会中生活。虽然听上去，那应该是一个“人生里程碑”的大事件，然而，我很快而且很轻松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感觉上并没有什么动荡。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有了在杭州读书的那四年的经验，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离开家到陌生人中间去生活。另外，和当年去杭州时不同，来美国前，我对美国的人和事，完全没有任何预先固定的期望，所以来了之后，看到什么稀奇的事都不能让我震惊。比如，当年因为杭大不是全国重点大学，整个学校只有工业心理和旅游两个专业全国招生，其他专业一律从浙江省内招生，我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北京，猛不丁掉进了各式浙江方言的声浪中，杭州话、绍兴话、嘉兴话、温州话??????所有的话都不一样，却没有一句是我听得懂的。最可怕的是宁波话，至今我仍认为是“外国话”。可偏偏那些说“外国话”的人是跟我一样的中国人！初来美国的时候，我听不懂别人或别人听不懂我是常有的事，可我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美国人，而我是中国人，我们当然不一样。长得不一样，穿得不一样，很多习惯都不一样，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再有，说到走入社会，当时我可能并没有真正走入美国社会，我不过是走进了美国的一个大学的校园，而一个洋校园，也还是一个校园。
　　丹佛大学和美国多数大学一样，没有校门也没有围墙，但校园里优美的环境，和在那个环境里晃悠的年轻人，他们简单干净的衣着，无忧无虑的笑脸，有弹性无目的的脚步，就那么准确无误地把校园从周遭的居民区分隔了出来。刚来的第一年，我甚至连住都住在校园里。宿舍是由外国学生办公室分配的，虽然分到的室友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人，性格也不很随和，但是以我在杭州大学与七个女生同住一室而练出来的功夫，跟她和平相处并不成问题。
　　第二年在校园的马路对面自己租了房，与校园就一路之隔，几乎就在计算机系的楼门口，那时我的室友是计算机系的，她的男朋友也是计算机系的，我的男朋友约根也是计算机系的。后来她搬到她男朋友那里，我男朋友搬来了我这里。而我的男朋友又是一个德国人，但是他脾气随和，所以等我又换校园时，就决定带了他一起走。这样他就跟我做室友，一做就是20年。
　　1988年约根换校园是因为我，而我换校园是因为我的教授。当时我去丹佛大学，就是去师从这位社会心理学教授的，原以为美国的教授也跟中国的一样长期固定在一所大学里不动的。没想到，刚来了一年多，教授就对我说他要去到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了，我如果愿意跟他去，他可以帮我解决奖学金的事情。当时我根本没听说过什么水牛城，但是因为喜欢和那位教授一起研究的课题，就决定去了。从那之后，我接受了在美国生活不可能像我父母那样40年在同一所校园里固定地住着的事实；从那时起，我在心里是真正的“四海为家”了。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又可译为“水牛城”）分校的校园建筑是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明设计的。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冬天很冷而且多雪，贝聿明的设计在采光和保暖上非常科学。跟丹佛那个中小型私立大学比，水牛城的校园要大得多，有时上课换教室还需坐校园里的公交车。校园里、校园边都没有给研究生的宿舍，所以我有时一去学校就在校园里呆一天，没事时要么在办公室里看书，要么到学生活动中心去吃饭或坐坐。
　　也是在水牛城的那个校园里，我开始了给美国大学生们上课。在那种大型州立大学里，像心理学入门这类基础课，常常是三、四百人的大课，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少美国普通人家出来的大学生，他们很朴实，也很实际，跟我后来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里教过的富家子弟相比，风格不同。
　　1992年，我先生约根获得计算机博士的时候，我的学业也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处于写博士论文的后期。所以他到宾大去工作，我就跟他一起搬到了费城。第二年，我拿到学位后，先是在费城的巨科索大学（Draxel University）做合同教授，然后又同时在沃顿商学院(Walton Business School)当客座讲师。这两所大学同在费城的城里，周围是大都市嘈杂的环境。巨科索大学虽然是一所不小的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却几乎没有所谓的“校园”，因为它的教学楼之间交织着城市繁忙的马路。宾西法尼亚大学跟巨科索大学之间隔着一条大马路，但校园环境却很不一样，因为毕竟是美国最具声望的八所“常青藤”大学之一，而其中的沃顿商学院更是中外驰名。那个校园在费城里闹中取静，虽不像丹佛大学的小型私立大学那样精致，但它自有一种古老严谨的风格。在沃顿商学院里，我第一次接触了一些美国上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孩子，他们比一般的美国学生更有礼貌，但他们的收敛本身又明明透露出一种一切都不在话下的贵族之气。
　　我在教书期间生了儿子，然后又怀上了女儿，挺着大肚子一直教到怀孕8个月时，然后决定回家当妈妈，从此离开了校园。在家里当了三年“职业母亲”后再出来工作时，变成了“下海”的“个体户”。然而，当偶尔走进某所大学的校园时（比如我爸爸2001年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作时，我和约根经常接送他上下班），那里独特的空气仍然能勾起我对它的特殊感情和怀念，毕竟我从10岁起住进了北师大的校园中，以后整整24年里，我的生活总是与这一所或那一所大学的校园紧密相联。

回国探亲

　　我在美国读书、工作和安家，而我的父母、祖父母和众多的亲戚都住在中国北京，所以回国探亲总是一件大事。前面二、三次回去，我心里想的主要是爷爷奶奶，因为我父母毕竟还有机会来美国和我们团聚，而爷爷奶奶只有等我回去才得以相见。而我回国的时间并不多，总是每隔三、四年才有机会。可不知为什么，我爷爷奶奶却总是在我准备回去看他们的时候离我而去，我好像是每次都赶不上趟。
　　1989年，我准备结婚，并准备在来美之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我写信通知了北京的家人，收到爷爷的一封回信，他听说我将要结婚，并且将和丈夫一起回来，很高兴，他和奶奶都盼望我们回去。他那封信里的字写得很糟糕，想来是手抖的毛病更严重了，信里的话也有多处前言不搭后语。他在几年前就得过脑溢血，那之后有段时间思维不清楚，但是时好时坏，据我所知，也没有明显地走下坡路。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夏天回到北京时，见到的仍然是我那一直就很想念的老爷爷。可惜得是，他在给我写过那封信后不久就去世了。没能等到夏天我回去看他。
　　我第一次回国，带着从来没到过中国的丈夫约根在1989年6月5日到达了北京，没赶上见爷爷最后一面，又因为是特殊时期，北京城里的公共交通都停止了，街上空空如也。我给丈夫借了一辆自行车，在北京城里逛。那时我和他去颐和园划船，整个昆明湖里就我们两人，在故宫也一样，连帮我们照相的人都找不到。那次，奶奶本来计划好带我和约根去四川等地旅行，机票和船票都订好了。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状况所致，我们没有和奶奶去旅行，就提前离开北京到香港去了。因此，我至今没有去过爷爷奶奶和爸爸长期住过的四川，想来十分遗憾。
　　1993年，我再次回国，最后一次见到奶奶。那是我唯一一次春节回国，赶上了正月初七给我奶奶祝寿。那年她86岁。在我们家，给奶奶祝寿比过年还热闹。过去家里还有一个常矩，就是她和爷爷在《新民报》的几位老朋友，每年都会在正月初六中午来家里吃碗面，爷爷喜欢张罗，那些老人大多是四川人，他们称赞我奶奶出了名的川菜手艺，也谈些老事和时闻。现在爷爷不在了，那些老人也都走得差不多了，所以奶奶的寿筵就是家里人办了。姑妈们、妈妈和表哥表姐们好几天前就开始分工张罗了，寿筵真是热闹，全家十几口人济济一堂，比我7年前去美国前那次还要热闹，从饭菜的丰盛程度上更是看得出这7年里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一只鸡、一条鱼、腊肉加回锅肉的水平。但是，就在一家人忙进忙出地做菜、端菜、拉桌、摆椅、杯盘碗筷，围桌就席，举杯庆贺的时刻，我看到奶奶的脸上的表情有几分落寞，在热闹中她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小声地说了一句：“做这么多的菜做啥子嘛，哪里吃得了？”
　　我知道奶奶一向反对在吃喝上奢侈，过去当她的朋友们已经给她送了生日蛋糕，而亲戚里如果有人再买蛋糕时，她就会非常不高兴，认为是不必要的铺张。另外，她本来就因为胆病不能吃油腻的东西，现在老了，吃得更少。在我的眼里，那桌饭菜的丰盛越发衬托了她的寂寞。我虽然想到了比起美味佳肴来她需要的可能是别的什么，可同时又觉得自己爱莫能助，所以也没为她老人家做什么。
　　那时，奶奶的听力更差了，但她还是对时政十分感兴趣，每天傍晚必看电视新闻，声音开得山响，吵得让我想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家里人聚在一起的习惯仍然是讨论时事，奶奶和从前一样，“洗耳恭听”她的掌上明珠儿子对国家大事的报告与分析，她将助听器的音量开到最高，我坐在她身边都能听到她耳机里的回声，但她还是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她就着急，还生气。她跟我抱怨说，我爸爸越是讲到关键时刻，声音越小。我当时想提醒爸爸把头转过来对着奶奶，说话再大声一些，但是因为我自己并不受那些话题的吸引，心想不听也罢，所以想帮助奶奶却又没有付诸于行动。而我爸爸吴敬琏，奶奶的天之骄子，却没有察觉到他母亲的神情，全神贯注地继续着他的高谈阔论??????
　　奶奶家因为人来人往，很少有绝对的个人空间，但是奶奶和爷爷的卧室是客厅里面的一个套间，哪个朝南的小房间里有一张奶奶的私人书桌，平时一般没有别人去用。我小的时候，有时喜欢那里的清静和暖和，所以坐在那里写功课。那张书桌中间的抽屉总是被奶奶锁着，右手最上面的一个小抽屉里有她个人的梳妆用品，其中包括一面用了几十年的红色塑料框架的圆镜子，一把塑料梳子，一盒面霜，一盒擦手油。1993年春节过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奶奶坐在那儿对着镜子，很安详地一下下梳着她几十年如一的短发，我坐在她斜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安静地看着她。那时她的左眼皮上长了一个增生物，下边缘有点挡住视线，她指给我看，并说她想做手术把它切除掉，可是医生不同意，我仔细看了一下，未置可否。她又问我：“你看我老了吗？” 奶奶的确是明显地老了，她自己可能也察觉出来了。虽然86岁的她，脸上的皮肤还很细嫩，没有太多皱纹，但我发现她的反应比过去迟钝了，话也比以前少了，时常坐在那儿发愣，眼睛看上去像是很吃力才能张开，这都不是我从前记忆中奶奶的样子。可是当她让我看她是不是老了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觉得那个话题不舒服，只是只草草地说了一句：“没有，跟我上次见你时差不多。” 眼睛就逃避了她的目光。
　　要说那年我已经28岁了，可我在奶奶面前，仍然更习惯于继续做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比如我那次回到北京，想配两副眼镜，奶奶说北京市政协定期给委员们提供一些医疗服务，我回京期间正好赶上他们有一次免费的验光配眼镜，她就带我去了。当我搀着奶奶慢慢走上市政协楼外的台阶时，感觉很熟悉。我熟悉那幢建筑物，70年代末期我经常来这里看电影，80年代初又来这里参加过舞会。跟着奶奶出门的感觉也很熟悉，我总是搀着她的一只胳臂，走得很慢，她总是微微地气喘，说话又慢音量又小，她的个子在我的肩膀之下，我总得低下头去跟她嚷着说话，不然她听不见。从7、8岁起，我就无数次地陪奶奶上街，情形都差不多。进了市政协大厅后的一切也很熟悉，她总是笑眯眯地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把我介绍给他们，让我管这个人叫某爷爷、那个人叫某奶奶。我这个从美国回来的28岁博士，跟着奶奶，一切又像小时候一样，仿佛时间停止了。或许那正是我的幻想吧 ——奶奶永远不会比以前更老（虽然我觉得我一落地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也永远不会死，我永远是她的孩子。所以我幼稚地不肯面对奶奶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每一次见到她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事实。因为幼稚，在事实面前便不知所措，于是自私地选择了逃避。而今天，我为我的幼稚汗颜，我为我的自私痛哭。
　　奶奶在那次寿筵上的落寞神态，她在问我她是不是老了时的眼神，和爷爷在我初次离家去美国时抓住我的手臂不放的那个动作，一起永远地刻进了我的记忆中，想忘也忘不了。爷爷奶奶在高龄之后离世纯属自然现象，人生在世谁能不死? 在这一点上我很唯物。而对死后的情形怎样，我又不一定唯物，觉得人在离世后的情形，任何可能性都不可完全不信。我不能释怀的不是他们的去世，而是他们和我之间未完成的沟通和交流。
　　那个短短的冬假，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1997年再次回国时，我到八宝山去给她扫过墓。

婚姻“大”事

　　约根是我来美国一年后认识的计算机系的德国留学生。认识他后又过了一年多，我跟他结了婚。
　　我刚来美国时，在丹佛那个中型的私立大学里，上的是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冷门的心理系。系里就我一个中国学生。我虽然是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生院，但我身边的美国研究生们却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主动接近我的人也很多。我呢，自从到了美国之后，如果有人约我吃饭或者出去玩，也不骂人家流氓了。可能因为心想反正他们都是流氓。我还真不是开玩笑，我想20年前，比较正统的中国人对美国人（或者所有西方人）就是有那么点看法。记得我第一次跟我妈妈说我交了一个德国男朋友的时候，我那还算见过点世面的妈妈却担心地说：“可不要染上艾滋病”！
　　至于在美国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开放环境里，怎么就能确定某人适合还是不适合做自己的人生伴侣？如果我现在说“事先无法预料，碰到就知道了”此类的话，一定显得我是在故弄玄虚。而且，结婚18年之后，我也觉得，话虽是可以这么说，事情却远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然而这前因后果，却又不是事先琢磨就能琢磨清楚的。因此，我只能说：婚姻大事，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日子反正是一天一天过的。
　　想当年，当约根和我这两个在美国留学但前途未定的外国学生，就那么简单地到区政府办了“手续”。我的教授和美国同学非要给我们开个聚会庆祝一下，我还嫌麻烦，事后我对我的教授说：“不就是结个婚吗，至于那么隆重么？”那位跟我无话不说的教授认真地问我：“难道你没做长久留在这个婚姻中的打算？”面对他的那个问题，我很迷茫，因为当时我从来就没想过结了婚再离婚的可能性，我家里和我身边的人都没有那样的例子。当时，我认识的好多美国女同学，跟自己的男朋友、甚至未婚夫，在财产上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过生日还有互相送钱的，我看着就觉得离奇。我和约根住到一起的时候，也没商量过，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你的也是我们的”、“我的也是我们的”，好像我们不可能有分手的可能性似的。可你要说我是不是对结婚宣誓认真了，是不是下过决心永不分手？ 那倒也没有。不过是盲目乐观地过起了日子。到今天，差不多还是上面那个样子。虽然今天的世界，连中国人都早已患上了离婚热症。
　　有时我想，我在20多岁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可塑性很高的人，很容易地便可以走上一条和今天很不同的路。不过生活里隐藏的定数，看上去是很偶然的。就拿我的生活习惯来说吧，碰巧我的丈夫是一个这么纯净（或者说“无情趣”）的人，跟这样一个人一起生活了近20年，我不想承认他对我的影响也不行。（不过我是不会向他本人承认的。）可是当一个人将别人对她的影响融入了自己的个性之后，她又变得相对的独立了。我与我父母是这样，与我丈夫也是这样。
　　进一步说到爱情和婚姻，谁对这个话题没有自己的看法？何况我是学社会心理学的，专门研究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不同文化中的爱情观念，现在做的工作也包括帮助人们在这方面解忧排愁。所以从理论到实践，对于爱情和婚姻，我在不同的时期里有过各种各样的看法，像同趣相吸、异趣相悦、世上巧遇、命中注定、情人本是上帝造好又劈开了的同一个人的两半、夫妻是现实生活中的合作伙伴，等等观念，我觉得在一定的情况下都可以用来解释爱情、和爱人之间的关系。也正是那些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激励了无数人为之吟诗作剧。
　　然而当我回顾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长达五、六十年的婚姻时，当我和我丈夫的共同生活到了第20个年头时，我已经不十分关心一对情人是如何相遇的这个问题了，那可能是命，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至于“兼有”的具体公式是什么，老天爷或许知道，作家诗人假装知道，你我永远不知道。
　　对于一对在人生旅途上长期共行的人来说，我觉得只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他们是彼此人生的见证人。就拿我的人生伴侣来说吧（其实拿我爸爸的、或者我奶奶的来说也一样），我自然是因为喜欢他才和他走到一起的，可我并不一定认为他是完美的、或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世上无数和他同样、甚至比他更加聪明、可爱、风趣、性感、能干（你尽可以在这里加出更多的褒义形容词来）的男人当中，他是在过去20年里，唯一见证了我全部的成功与挫折、得意与失意、欢乐与痛苦、我全部的突发奇想以及人生试验的人。
　　什么是历史？就是一件事发生了，而且被一个人看见了。你一生中的重要经历，如果根本没有另一个人可以作证，那你不免会感到人生如梦；如果碰巧有一个人在那时亲临现场，那你和他就结下了缘。结缘次数多了，就成了不解的缘。因此男女之间的结缘，一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靠长期地彼此见证一些生命中有意义的时刻。当然，在一瞬间结下不解之缘也是可能的，那就必须有一瞬间里发生的震撼乾坤的事件。我在记忆中搜寻，发现自己的生活里还没有过那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