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爸（1941-1948）：南开精神永志不忘，科学救国坚定不移
中学生我（1976-1981）：和平时代多事之年，浑沌初开忙碌读书

爸的中学时代
三所中学

　　吴敬琏上学经历，从来没在一个学校完成过，小学是从南京的山西路小学开始的，到重庆后，在长江南岸的精益小学读过一学期，然后进了重庆城内的巴蜀小学，最后从对岸的江北新村小学毕业；初中从重庆的南开中学开始，到成都华西坝的高崎初中结束；高中上了金陵大学附学，但却分两个地方：入学时在成都，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不断转换学校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战争，小学时代他经历了抗日战争，高中时代又经历了内战；二是父母的事业——《新民报》的扩大和发展，加上父母作为新闻报业家，注定要生活在政治中心，所以随着政府的搬迁他们也必须搬迁；三是他因时不时生病而不得不休学。
　　在吴敬琏的中学时期，也就是1941—1948年间，他父母的《新民报》是怎样一种情形。从1941—1943年间，《新民报》在重庆发展壮大。因为得到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有了比较雄厚的财力，加之陈铭德能礼贤下士，网罗抗战时期从全国各地来到重庆的优秀人才，不但有“三张一赵”四大台柱——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与赵超构，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担任过主笔或副刊主编 的作家有夏衍、凤子、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陈白尘和聂绀弩等人；文化界名人郭沫若、田汉、阳翰 笙、徐悲鸿、于右任、章士钊、吴宓和陈寅恪等人也都为《新民报》写过文章。1941年11月，《新民报》在日报纸基础上又添晚刊，而且晚刊比日报卖得还要火。
　　1943年春天，邓季惺应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胡子昂的邀请去成都看花会时，看出成都是个办报的好地方。说干她就干了起来，她在成都华西坝的外边修了一座夯土墙的二层小楼，三个孩子也跟着从重庆搬到了成都。 1944年6月，《新民报》成都版晚刊创刊，半年后又加日刊。此后《新民报》成为成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个月后，邓季惺迅速飞回南京，把家仍安在战前南京北平路盖的那幢叫做“鹣庐”的房子里，吴敬琏也于半年后回来。1945年10月《新民报》南京版日刊复刊，1946年元旦增加晚刊。此后，《新民报》北平版和《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分别与1946年4月和5月创刊。至此， 《新民报》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和北京都有了分社，一共出8份版日报和晚刊，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间报系。
　　1948年6月邓季惺大闹立法院（详情见下），7月《新民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10月邓季惺被通缉追杀逃往香港，不久吴敬琏和大姐前往香港与母亲团聚。
　　以上一切都发生于吴敬琏中学期间。他跟随母亲搬迁，1941年考入重庆南开中学，1943年转入成都高崎初中，1945年考入成都的金陵中学，1946年回南京继续在金陵中学读高中。吴敬琏从小学到高中，上的尽是些好学校，首先这是因为四川是抗战时的大后方，许多外省著名学校迁来这里，而且无论是陪都重庆，还是四川省首府成都，都是能人贤士聚集的地方，吴敬琏有幸受教于一些非常杰出的老师。再说，邓季惺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视，总是安排他们上最好的学校，而她的孩子们也因为成绩好而得以考入这些最好的学校。
　　就拿名校南开中学来说吧，它原是张伯苓于1904年在天津南开创办的一所“新学”，1936年又建立重庆南开中学，名叫“南渝中学”，抗战开始后，天津的南开中学正式西迁到此地。张伯苓早年在清朝的北洋水师服役时，亲身经历了甲午海战失败后的悲惨局面，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和英国在无能朝廷的拱手相让下占领中国领土，痛心疾首之下，他立志通过办新式学校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张伯苓办校的宗旨是“育才救国”，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其中“公”指爱国爱民的道德；“能”指服务社会的能力。具体实施上强调“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在德育方面，南开的教育是吴敬琏和他的姐姐们人格塑造中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与他们以前所受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影响也是相似的。南开不但再次强化了他们服务于社会的理念，而且给了他们不颓废、不猥琐的“高贵”精神面貌和气质，同时却蔑视炫耀金钱和地位。当时在南开读书的，达官贵人的孩子多的是，但是照我二姑妈的话来说：“就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的儿子，也得剃光头”，再有钱人家的小姐照样穿制服，大家一起接受着朝气蓬勃的教育。
　　在智育方面，当时在南开任教的老师真可谓出类拔萃，爸爸说他的英文教员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后来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太太；他的数学教员在黑板上写公式的时候，根本不用看黑板，而是面对着学生，手翻过去就写出来了。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实行淘汰制，不行就刷掉。后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当中，重庆南开校友多达40多人，绝不是偶然。
　　南开对体育的重视，在吴敬琏上过的学校里是绝无仅有的。他身体不好，总是在“养”病，缺少锻炼，因此第一学年就因体育成绩不好差点被南开淘汰掉。他向学校保证每天晚上跑步800米，加上优秀的数学成绩，学校才同意他留下。张伯苓说：“强国必先强神，强神必先强身”！就这一点，我可以告诉读者们，敬琏同学后来做得也不好，在南开的标准之下。
　　对于南开，吴敬琏怀念道：“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工科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1943 年春天，邓季惺决定在成都办《新民报》，放暑假时将孩子们也接了过去。吴敬琏插班进了位于华西坝的高琦初中。高琦初中和华西联合高中、弟维小学一样，都是华西大学的附属学校。吴敬琏和他的姐姐们，因为从南开转学过来，水平比成都这边同年级的学生高。身体好的二姐在参加插班考试时，同时考高二和高三两个年级，甚至同时以同等学历投考大学，结果被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录取，15岁便念起了大学。
　　入校后，吴敬琏和其他一些学习好的“下江人”子弟组织了一个小团社，叫“荆芥社”。虽然上面几辈生活在四川，但他生长在南京和北平，和社里其他抗战后迁移到四川的“下江人”同学一样，由于在川外见过大世面，看不惯当地乡绅们的封闭意识和等级观念。他们少年意气，郊游、出墙报，写短评，批评训育主任讲话漫长而不着边际??????这里已经表现出吴敬琏对学生活动的热心，多年后在大学里，他便一跃成为学生领袖。
　　在这张高崎初中毕业合影上，吴敬琏和同学们都穿着童子军制服。其实，他在南开时已经参加了童子军，20 多年后他还给我们表演他在童子军里学的绳子打结方法：什么“救生结”啊，“瓶口结”啊，“接绳结”啊，还有“双套结”等好多种。有趣的是，又过了20 多年，我儿子在美国也参加了童子军，偏偏也向他外公一样，喜欢给大家表演童子军打结法。
　　1945年，吴敬琏考入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抗战期间，全国许多著名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都临时搬迁到成都的华西坝，这些大学又多有自己的附属中学和小学系统。抗战胜利后，这类院校又都迁回了原址。金陵系统的学校于1946年迁回南京，那时邓季惺已经在南京搞《新民报》的复刊，同年她把吴敬琏也带回了南京，让他在南京金陵中学继续读高中，但第二年却又因肺病休学。

科学救国与民主救国

　　我爸爸吴敬琏像他的母亲和舅舅们一样，由于家庭的影响，“救国”的责任好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件全没商量的事。他自己唯一能选择的，是具体怎么个“救”法。从他的父母和舅舅们早期的情况看来，吴敬琏在少年时代就对重庆的国民政府、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延安、四川民族资产阶级等各方人物都不陌生，可以说，他是在左、中、右的政治交锋中长大的。但是他童年的梦想，最接近那个不沾政治的六舅舅所信奉的科学救国。六舅舅不搞新闻，也不问政治，他是一位迷恋科学技术到了癫狂程度的科学救国派，也是对吴敬琏的科学观念、兴趣爱好和动手能力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位亲人。
　　六舅舅崇尚科学，他最大的爱好是动手装拆东西，搞实验、做工程，吴敬琏就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他不但自己做，还喜欢跟吴敬琏讲科学原理，儿童吴敬琏本来思维敏捷，因为无父无兄，现在家里有了六舅舅这么个榜样，自然跟着他把东西拿来敲敲打打、拆拆装装。全家去重庆后，六舅舅进了陕西的西北工学院纺织机械系，放假时还回到姐姐家来。这个青年有一点别致，也有一点不羁，比如，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别人都忙着躲避，他就懒得躲。后来心血来潮，大学也不回去上了，留在重庆，时而姐姐家、时而母亲家的住着，狂热地迷上了发明制作滚珠的最新方法，不成功之后，大感失望，以至于不能听人说起“滚珠”二字。后来他从西北工学院毕业，到英国去留学了两年，回国后在重庆一家丝织厂当厂长。吴敬琏小时候朝思暮想的东西是一只装有各式各样工具的木箱子，叫做“双手万能”。1943年在成都的时候，他母亲终于给他买了一个，他对那里面的工具喜欢得爱不释手。可以说在1945年之前，他的兴趣在于“双手万能”，还没有想过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
　　从吴敬琏记事后不久，他的生活就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在抗日战争的8年里，他从一个7岁的儿童成长为15岁的少年。那期间，他和广大中国民众一样，每天都期盼着战争的结束，盼着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的那一天。按照少年吴敬琏（也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想法，8年苦战之后，中国终于可以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工商业，走上现代化富强的道路了，即他的家人从曾祖辈就开始为之奋斗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他的梦想很快就被血腥的现实粉碎了。
　　1946年内战爆发，对所有企望和平的中国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吴敬琏因为父母所办的是在民间影响极大的《新民报》，他对国民党腐败政府在内战期间变本加厉的独裁统治得以更深切的体验。《新民报》绝非共产党报纸，但是因为它替百姓说话，必定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因此也必定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了南京《新民报》社，在1946年6月居然对《新民报》记者大打出手。
　　这一切都使吴敬琏认识到，在中国，不推翻腐败专制制度，实现民富国强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开始阅读进步、甚至是革命书籍。也是在这个时候，邓家有了一位十分接近共产党的女婿，他就是吴敬琏的二姐夫关在汉。这位和共产党外围和内部组织都有联系的年轻人，曾经是南京《新民报》的外国新闻发稿翻译。离开《新民报》后，他先后在美联社和法新社做记者。吴敬琏不仅经常和他交谈，而且每天偷听延安电台广播，吴敬琏做记录，关在汉撰稿，用外国通讯社的名义发出去。有时《新民报》也刊登这些内容。
　　说来也巧，与关在汉和吴敬琏的二姐同住一楼的，有他们在国民党中宣部任职的三舅舅邓友德，他知道吴敬琏和姐夫在做什么，就警告他这样做是会掉脑袋的。但是让邓友德担心掉脑袋还不止外甥吴敬琏一个人，因为他大姐和姐夫的《新民报》也越来越不让他放心了。内战越深入，政治斗争越尖锐，而报纸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宣传工具，首当其冲成了政治斗争的阵地。一方面国民党越来越不能容忍反对的声音，对它进行恐吓、威胁和管制；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无孔不入，利用《新民报》在民间的地位作宣传。在邓家的众多兄弟姐妹中，邓友德与大姐邓季惺的年龄最相近，感情也很好，现在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局副局长 ，正好管辖新闻出版，也就是说他成了大姐的顶头上司，他替她担心。他每天都看《新民报》，只要看到其中有对国民党不利的消息，就马上敲打姐姐和姐夫，而这类消息又层出不穷，所以他经常一大早就打电话来，急得冲他们大叫：“你们这碗饭到底还想不想吃？”
　　邓季惺和陈铭德当然是想继续“吃”报纸“这碗饭”的，能使《新民报》在左右狭缝中独立生存，对他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他们虽然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但仍然对它能从内部改革抱有一线希望。1947年，国民党做出“宪政”的姿态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所谓“自由选举”，陈铭德参选并当选了国大代表，邓季惺参选并当选了立法委员。对于父母这样做，儿子吴敬琏是坚决反对的，那时的他，已经转过身去了——背对旧制度，准备迎接如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令人向往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了。
　　事实上，国民党无可救药的政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陈铭德和邓季惺进入了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特别是我奶奶邓季惺，还着实做了一些事情，其中最大的举动被后人称为“大闹立法院”，她在立法院对国民党政府轰炸开封提出质询，而且领头提出了一个要求政府在内战中“停止轰炸城市”，以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的临时动议，接着又通过《新民报》将这个主张向民间传播。然而，她这样做，虽然不是以推翻国民党政府为目的的，但国民党政府却要治她于死地了，7月《新民报》被迫停刊，邓季惺本人上了被通缉逮捕的黑名单。后来邓季惺靠朋友黄苗子帮忙，陈铭德化名，两人分别逃到了香港，吴敬琏和大姐敬瑗也先后到了那里。
　　要说吴敬琏的确是在1945—1948年 的内战期间，认清了科学救国的前提是彻底推翻反动政府、打碎旧世界。但我想，他那时的希望，还是在毛泽东所描绘的光辉灿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去从事他心爱的科学和理工，至于他是如何放弃初衷而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直接建设者，便是后来的事了，且听我下章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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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
多事之年

　　我的中学时代，跟我的任何时代一样没有战乱。可是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里，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哪一年比1976年更多事了，而那一年，也正好是我中学时代的开始。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哀乐，而且到处都在放，于是到处都在听。班里听，学校听，加上住在北师大院里，本来早中晚就必有大喇叭的广播时间，那几天里好像出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就是没完没了的哀乐，听得人心发渗。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当高音喇叭在四面大放哀乐的时候，心里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了，可是又不能确定与自己是何关系，所以感到浮躁多于悲哀。在班里开追悼会集体三鞠躬的时候，记得我们班主任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好多同学在她的带动下，也哭起来。我不记得自己是否也在其中了。
　　1976年4月5日“四?五天安门事件”。据说是上百万人在清明节那天到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贴传单、发表讲演、朗诵诗歌，还与警察和民兵发生了严重冲突。那时不存在“媒体”，所以我肯定是通过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艺作品才知道这件事的。当时的广播里是说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捣乱，呼吁广大群众不要上当，不要到天安门去。我的感觉还是那样——觉得好像出了什么不寻常的大事，却又想不出来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1974年7月6日朱德去世。又听哀乐、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这次我肯定没哭。虽然打我记事起，朱德就是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照片好像看过，可毕竟不是我挂在嘴边的名字。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大地震。那件事我记得清楚极了。头一天，我妈妈的大学同学和好朋友鲍贤昆一家从南京到北京来旅游，妈妈借了筒子楼里的一间房给他们住。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大家一起吃了西瓜就睡了。突然间我们被剧烈的震动惊醒，我不知道那就是地震，懵懵懂懂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穿裙子，然后听见爸爸说：“唉呀，是地震！”全家一起出了房门跟着大家往楼下跑。到了楼外一看，到处都是人，不少师大的男女学生们只穿着内衣内裤，我很庆幸自己还能有头脑穿上裙子。那夜里大家都在院子里，第二天各家开始搭帐篷，从那时起，那个夏天变得既新鲜又兴奋。北京7-8 月的天气正适合露营，而爸爸带着我们用床单和塑料布搭起的帐篷又是那么神气，爸爸叫它“诺亚的方舟”。床也搬了出来。大人也不上班了，孩子本来就放着假，白天里整个师大校园成了一个大游乐场，孩子们追逐嬉闹，晚上大家都在帐篷里聊天。有时候爸爸妈妈回到楼里去拿东西，有次我跟着回去，赶上一个很大的余震，眼见着楼道在自己眼前起伏，人要扶着墙才站得住。后来夏末秋初了，学校还不复课，对孩子们来说真是特大好消息。糟糕的是，天冷起来之后，在外面睡觉就不那么惬意了。于是大家拆了床单和塑料布做的“临时帐篷”，开始用砖盖“地震棚”，盖好后住进去还是很冷，不记得又坚持了多久，“警报”终于解除，大家各自回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后来我听说那次地震使几十万人丧生，整个一座唐山市从地球上消失了，就觉得自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向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盲目地瞎扑腾。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那次，我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听着哀乐三鞠躬的时候哭出了声。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可就是觉得该哭。心里并没有难过的感觉，可眼泪就是止不住。大概“不可思议”四个字用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最为合适。我打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胸前挂满了毛主席像章，然后是喊着“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唱着“东方红，太阳生，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长大的。他老人家怎么能逝世呢？这太不符合逻辑了。
　　毛主席逝世后马上有了一个“华（国峰）主席”。那是接踵而来的另一个不可思议的“第一次”，第一次给主席换姓！还好没人指示我们叫“华主席万岁”，不然岂不更别扭？可是，还没等“华主席”叫顺口，中国又发生了一件那年里所有大事中最大的一件事。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在报纸上看到江青作为反革命的照片，觉得很刺激，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毛主席等于革命，革命等于毛主席，毛主席的夫人怎么能是反革命？几十年后才听说我爸爸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说，早在“文革”期间他们就对江青有看法，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却把我留给了毛主席做好孩子。

逃学与小说

　　前面说过，我的自由散漫和父母的放任和环境有关。据我总结，他们对我放任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在管理孩子上有一定的民主意识；二是他们确实忙，对我是顾得上的时候就“专政”一下，顾不上的时候就给予自由。你可以猜想得到，他们是顾得上的时候多，还是顾不上的时候多？
　　可是，在我中学时期，有一个现象似乎用上述理论不可完全解释。那就是他们不但放任我逃学，特别是我爸爸，甚至给老师写条子 “帮”我替逃学。
　　回想起来，我一开始上初中就不像原来那样喜欢在外面疯玩了，因为我疯狂地迷上了看小说。没事就捧上一本小说，有事也捧上一本小说，在学校里上课时也会把书放在腿上低头偷看，老师走过来就往桌下一推。我看的多半是自己以前从没听说过的外国小说，可我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好多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作品我爸爸都知道，比如关于《高老头》、《怎么办》、《名利场》、《红与黑》、《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我都能跟他交流。有一次，我在家里不知跟谁发表我读《安娜?卡列尼娜》的心得，我说：“安娜最后跟她喜欢的那个军官跑了，挺幸福的。”爸爸在一旁听到了，问了我几个问题，结果我们一同吃惊地发现，原来我只读了那本书的上集，没注意到还有下集。后来过了好一段时间，这个错误成了我爸爸批评我这人做事马虎、虎头蛇尾、不求甚解等等时所用的最新实证。
　　“文革”一结束，社会上流传的外国小说多了起来，加上爸爸的同事和好朋友周叔莲的夫人彭韵倩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她那里好像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小说可以借给我。而文学所就在我奶奶家那个区的大马路对面，对我来说可真是“近水楼台”。记得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背着个大号的军用书包，到文学所门口去等彭阿姨给我换书。一直到上高中之后，彭阿姨劝我父母不要再让我这么看下去了，说不然考大学会成问题的。我在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说和学校里越来越沉重的功课压力下，好不容易才把那个嗜好给戒了。
　　但是在戒小说之前，我已经添了另一个毛病：逃学。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不去上学属于“逃学”，我认为逃学是指坏孩子背着父母和老师自行旷课，然后在外面做坏事。我，首先在自己眼里从来就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好孩子”（那时我已经由红小兵升级为红卫兵了），再者，我虽然任意地不去上学，却从来没旷过课，也从没瞒过我父母。我堂而皇之地跟爸爸和老师请病假。我只要说：“爸，我今天不想去上学了，你给我们老师写个病假条吧。”他就写：“学生吴晓莲因病请假一天。”或两天、或三天。长达一星期的时候也有，我便干脆跑到奶奶家去，夜以继日地看小说。在我的记忆中，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是有求必应的，从未拒绝过我。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邪门。
　　我猜想，爸爸在我逃学这件事上如此有合作精神，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即顾不上专政，又给予民主自由”之外，可能跟他自己有关。他自己上学期间就经常休学在家，所以“每天必须去学校报到”对他来说，不像对其他家长那样是个原则性问题。另外，他或许认为我也像他一样善于自学。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的逃学是“逃”的成分多，“学”的成分少？我只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应该算娱乐，不算学习。至少不是有意识、有计划的学习。
　　有意思的是，人的爱好是在固执中又多变的，我自从中学里那三、四年里对小说的狂热迷恋之后，对小说的兴趣好像就每况愈下，到了今天，根本兴趣全无，只读散文、传记、知识性论文之类了。然而“逃学”的毛病后来却带进了大学，而且愈演愈烈。

跟爸爸学英语

　　我上中学后不久就有了“广播英语”，于是爸爸带着我和妹妹跟着收音机学。在那之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已经一起学过一些英文儿童歌曲----《玛丽有只小绵羊》、《伦敦桥》那一类，记得我妈妈有空的时候，还给我们念过《爱丽丝漫游记》和《比目鱼》等英文童话。
　　然而学习“广播英语”是动真格的，不努力跟不上。为了帮我们记单词，爸爸把每一课里的生词做成单词卡片。他把纸剪成两寸长半寸宽的条子，一面写英文，另一面写相对的中文。每一课的二、三十张卡片用皮筋拴住一端，另一端可以像书本那样翻来翻去，看着英文记中文翻译 、或者看着中文背英文拼写都行。那时我每个星期都坐公共汽车去奶奶家、去钢琴老师家等等，等车和坐车的时间又长又无聊，正好用来背英文单词。于是我在公共汽车上永远手拿着单词卡片，养成了习惯之后，上了公共汽车，不背单词就觉得浪费时间。甚至到了美国的前两年，因为没有开车，在丹佛每星期几次去心理健康中心工作时，在Bus上还在背单词。两年前我爸爸来圣地亚哥，为了帮助我的孩子们学中文，给他们也做了一些生字卡片，可惜他们不坐公共汽车，眼球又老被电视和电脑占着，那些生字卡片的利用率就不能跟我当年相比了。
　　爸爸也曾经想培养我们的英语口语能力，但是一直未能实施。本来在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里，没事儿说英语就觉得别扭，加上我爸爸对细节的过度苛刻，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对话。你刚一开口，他就开始纠正你最微小的发音上或语法上的错误，不曾想，学习语言的自然过程是把应该把语言当作表达意思的工具来应用，像他那样揪住细节不放而耽误了应用，是只见树而忽视了林。我只不过想在林子里走走，他却抓住我去研究每一棵树的每一个部位，那我就连林子那边也不去了。

情窦初开

　　回望看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果避开初恋、或者与初恋类似的经验，好像说不过去。但是说实在话，尽管我的确是在那个时候添了那么一根“弦”的，却并没有弹奏出过对我后来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乐曲。然而我明白，人的路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思想、行为和感情，都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又平白无故地消失，不过是在某个意识层里沉淀着，这儿一点那儿一点的，多少渗透到日后的生活里，只是形式变幻莫测，我们自己不一定看得明白罢了。
　　14 岁那年，我第一次对男孩子想入非非。这种“想”，与“性”绝对无关。当我懂得“性”的时候，一些同龄人的孩子都已经会打酱油醋了。信不信由你。
　　第一次注意到男生的时候，真像触电一般。倒不一定是说感觉如何强烈，更多的是指那种丝毫没有精神准备的无辜状态。真的奇怪极了，一天以前，甚至一小时、一分钟以前，脑子里还没有这根弦，突然见到一个男孩子，便开始了对他想了又想，挥之不去。现在回头看，那明摆着是到了荷尔蒙变化的年龄。但当时情绪一上来，就忙着在头里给自己编故事，故事升华了，同时也掩盖了少女最原始的冲动。
　　中学时代和那之前的我，接受的是纯正的共产主义教育，无论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在政治上的真实态度怎样，他们从未在我面前表示过任何对“官方”口径的异议。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共产主义会到来，就像从猿到人一样，是不可阻挡的自然发展规律，而且真心诚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当成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把眼前的学习任务当成为接班做准备。所以，我为自己倾心的男生（们）所编织的光环，也无非是“啊，他学习多么好啊，多么出类拔萃啊”之类。现在想来，当然好笑——-学习“多么好啊”的女生也不是没有，我怎么不对她们触电呢？
　　不过话说回来，在中学里，年级越高，成绩好的男生比率就越高，我是指数理化方面。而我就是喜欢数理化特别好的那种男生。后来上了高中，我的数理化越来越退步了，对小说，却仍然是疯狂地着迷。但是谁要是建议我去读文科，我就认为那是对我的莫大侮辱。好像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那样的——崇尚数理化。在我们中学里，有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之分，后又加了第三种班，叫“文科班”。在我眼里，上文科班的不是文科好而是理科不好的学生。再说，我只是爱看小说，对学习中文、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文科项目全无兴趣。因此我继续在重点（理科）班里奋斗着、辛苦地学习数理化，同时一发而不可收地对把男生的崇拜当作感情奢侈品。
　　不用问也知道，我正儿八经的父母是绝对反对“早恋”的。但是，情窦初开的乐趣之一，就是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搞得十分神秘。心里的话只告诉给一两个要好的女朋友，最最心里的话，只写在日记本里给自己看，然后就是疑神疑鬼地到处藏日记本。我猜我父母也像别的家长一样，偷看过我的日记，但是他们知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于是就从来不提。对于这一点，我很感激他们。他们知道了，对待我却跟不知道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永远也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因此我也就不用去对付他们了。
　　父母有时对我真的是相当民主，他们不赞成的事，也不明说。我能猜到父母知道我“早恋”的事，是通过两个线索：一次是我在奶奶家的客厅里坐立不安地等一个男孩子的电话，我爸爸路过那屋，对我丢下一句话：“我跟你说，男孩子是不会像你这样，为这种事魂不守舍的。”说完就走出去了。他没有说“这种事”是哪种事，“男孩子”是哪个男孩子。当时我虽然完全不能接受他的话，但是感谢他没有让我难堪。多年后我知道他的话是对的，大好的青春时光干点什么别的不好？再过几年，我也会对我女儿这么说的。另一个线索是上初三的时候，有一天我妹妹告诉我，爸爸妈妈嘱咐她好好学习的时候说：你一定要集中精力学习，你姐姐不行了，她喜欢上男生了。我听了既愤怒又伤心。愤怒是因为他们攻击了我的“神圣的爱情”；伤心是因为他们小瞧了我。后来，我开始努力学习，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可心里还和父母叫着劲儿。
　　其实少女时代的我，虽然在家里俨然一幅“你们懂什么？”的嫉俗姿态，说到底还是有其父母便有其女儿，根上是很正统的。我虽然在那个男女同学在校连话都不说的年代里，“出格”到主动去接近我心中的“光辉榜样”男生，可是对于每一位主动接近我的男生，却都回以“流氓”的称呼，有时还在前面加一个“臭”字，在心里、或者干脆公开骂他们“臭流氓”。虽然我也不真的知道流氓是什么意思。从初二起开始，我收到过不同的男孩子递来的情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断过，可我一直觉得他们那样做有“不正经”之嫌（后来就不骂“流氓”了）。那些男孩子也是瞎忙乎，多数人不成功之后下的是“吴晓莲太高傲”之类的结论，实在是不得要领。直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写信给我，说我“幼稚”，现在想来，他还算比较透彻。多年之后，那位男同学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我爸爸，还跟我爸说：“你女儿那时候可真厉害。”大概是讽刺我呢。
　　回头说14~ 18 岁的我，哪有闲暇去理解别人的感情？完全沉浸在自己对恋爱的编织之中了，辛辛苦苦地活在那点朦胧里。我的整个少女时代，虽然没有什么感情重创之类“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总有一种青青涩涩、费劲的感觉。现在每每看见有人把少女时代描写得如此那般地轻松愉快，好像电影里那位少女手拿飘动的纱巾在田野里跑动的慢镜头一般，我心里总是纳闷：难道这人对自己的青涩时期记忆全无了？是开玩笑？还是老年遗忘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