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的童年（1935-1940）：抗战烽火中回四川，良好教育受益终身
我的童年（1971-1975）：家庭保护缓冲社会，动乱中年幼不知愁

爸 的 童 年
能干母亲

　　话说1933年底，吴敬琏快满四岁了，大姐吴敬瑗七岁半，二姐吴敬瑜六岁。母亲邓季惺在这时候带着三个孩子从北平回到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这时的她，有了一个新丈夫和一个新的法学学位。
　　在南京的家，先是安在一幢租来的房子里。邓季惺除了着手建筑自己家的房子外，她更迫不及待的就是要走出家门，为社会服务。她就职的第一个单位是国民政府司法部民法司，后又到刑法司工作。然而，在一个腐败的政府里任职员，远不是像邓季惺这样有着鲜明独立个性和强烈社会改革抱负的人之最佳环境。她身在衙门，却不喜欢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更讨厌结交达官贵人，而是和一班知识妇女如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一起，热衷于女权运动。她们成立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这些思想开放的女人们别出心裁地做“女权运 动”实验，学习开车、练习射击，在那个保守而且广大妇女毫无地位可言的社会里，做着被人们视为及其前卫的事情。与此同时，她们还在《新民报》上开辟《新妇女周刊》，邓季惺担任主要撰稿人，并亲自主持《法律问答》专栏。 
　　说到邓季惺参加创办并亲任所长的“第一托儿所”，在当时无疑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尝试，有人说这种集体育儿方式是受苏维埃的“共产风”的影响。也许当时邓季惺当真是从苏联人那儿受到的启发，但这种实践是多么符合她将广大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人的理想啊。邓季惺虽然在政治上一辈子都没有革命到成为共产党人，但是，妇女解放却是她一辈子执著的追求，这其中，她确认不移的实践内容，就包括育儿社会化，为广大妇女解决后顾之忧。她在南京办“第一托儿所”，后来在重庆又办起了“七七托儿所”，而且还是亲自担任所长，亲自管理具体事物，直到《新民报》的发展让她是在无法兼顾。多少年后，她的这一理想又在家中复活，她的儿子吴敬琏娶的就是一位幼儿园园长！不过，她当然不会想到，六十年后，她自己的亲生孙女——我，会对此做法提出异议，而且异议强烈到将这异议写出来发表在《安安乖，我在美国当母亲》一书里。那是后话。
　　吴敬琏的母亲跟《新民报》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紧密的，不仅这份报纸是她前后两个丈夫的共同事业，而且从她和她的女权运动朋友们给《新民报》加办《新妇女周刊》这件事来看，她与陈铭德结婚后不久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报纸的工作。两年后，她离开国民政府司法部，也与《新民报》的内容有关。当时《新民报》上刊登了对司法部不利的报道，邓季惺因此受到了部长批评，宁折不屈的邓季惺于是毅然辞去了司法部的工作。然后，她就在《新民报》同一座楼里的顶层挂起了“邓季惺大律师”的牌子，在南京和镇江两地做起律师来，同时她继续将自己对法律革新和女权运动、特别是这二者结合的观点和呼吁在《新民报》的《新妇女周刊》上刊登出来，另外又通过主持《新民报》的《法律问答》专栏为大众增强法律意识。
　　虽然说邓季惺的工作一直与《新民报》有关系，而且陈铭德很早就邀请他的能干夫人加盟《新民报》，但是能干夫人本人却担心会被人看成是丈夫的附庸，而迟迟不肯答应丈夫的请求，成为他的正式合伙人。一直到1937年，等她自己在事业上干出了一番成就，在人们眼里“邓先生”足以和“陈先生”平起平坐了，她才于1937年6月正式加盟《新民报》，任专管经营和财务的副总经理。走马上任后，她立即给报社建立起了企业经营系统，包括严谨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从此，《新民报》这个由文人聚集创办，因陋就简的报社，走上了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之路。
　　1937年7月1日，《新民报》社以集资5万元正式成立“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甚至在50年后，邓季惺那早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儿子吴敬琏还得就股份公司的体系向母亲请教。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报社股份制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超时代的，真是像极了邓季惺的大手笔。但是，当你看到新民报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名单上，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人物和地方民族资本家的名字时，你就会明白，陈铭德为了这份民间报纸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生存所付出的苦心和在人际方面所下的深厚功夫。
　　报社实行股份制后，陈铭德任总经理，邓季惺任副总经理。从此，陈邓夫妇，一位是难得的人际高手，另一位是天才的理财专家；一位谦和大度，另一位精明干练；一位委曲求全，另一位刚直不阿；二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剩下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新民报》的历史了。
　　从此往后，《新民报》由一个不到10人的小报，最终发展壮大到1报8刊，成为解放前中国最大的民间报系之一。然而《新民报》的历史，一如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好像总是曲曲折折，多灾多难，好事多磨。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刚成立，接下去的便是中国大地上11年的连绵战火。
　　事实上，自1931年开始，日本军队从进入沈阳起就挑衅不断升级，侵吞中国的野心已经是有目共睹。然而在举国上下一片抗日呼声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选择却把注意力放在“剿共清匪”上，迟迟不肯对日宣战。那些年间，在社长陈铭德掌舵下的《新民报》，曾刊登过大量的社论和文章强烈呼吁政府抗战。为此曾几次激怒国民党当局，甚至被勒令停刊过。但是，正因为《新民报》与百姓的心声共鸣，几年下来，它却越办越红火，1937年时达到了在自给自足之上又集资5万元的强势。
　　1937年7月7日，也就是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第七天，中国军队在卢沟桥与日本侵略军发生冲突，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国土上挑起的血腥战争由此持续了漫长的8年。

小学生的第一个暑假

　　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时，吴敬琏和他的两个姐姐正在放暑假，他那时已经是南京山西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他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还特别喜欢山西路小学的那首由海顿作曲的奥地利国歌改编的校歌，几十年后他都能高声唱出来。这个暑假像以往一样，母亲为孩子们请来了家教，这年是一位名叫龚德明的女大学生，教三姐弟读叶圣陶编写的初中课本。七岁的小弟弟跟着一个上四年级和一个五年级的姐姐一起念书，自然是有一点懵懵懂懂。但是母亲的做法就是要他们三个人一起念，儿时的吴敬琏又是这么听话、又这么爱念书。
　　邓季惺对孩子们的管教是严格而理性的，她对他们从来没有动过手，口头管教也没有骂过人。无论工作多么忙，她都会亲自安排孩子们的每日作息。对于孩子们怎样度过他们的每一天，她的方针是：宜勤不宜闲。以下是母亲在吴敬琏七岁时制定的暑期作息时间表：
　　早饭后练习毛笔字，
　　上午跟两个姐姐一起听家庭教师讲书，
　　中餐，
　　午休， 
　　下午由司机送去游泳，有时母亲也亲自跟去，
　　如果上午的功课没有完成，便不能去游泳。
　　孩子们连周日也不闲散，而是由游泳健将、《新民报》的编辑赵纯继（后来成为该报总编辑）带着去游泳。（此后吴敬琏一生认为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如今77岁的他仍然喜欢游泳，而且游得不错，他对于正确的游法颇有一套自己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里，他还教我和妹妹游泳，那时我因为在体校已受过游泳训练，已经能游200米，但是，他在北京八一湖里教我游泳时遇到漩涡和抽筋时怎么办，还是很实用的。）
　　1937年，吴敬琏和他的姐姐们暑假没过完，就不得不在战火烧到南京之前离开了。

抗战中离开南京

　　当邓季惺感觉到南京已处在战争的危险之中时，她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孩子们的安全。她马上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上海，心想上海的租界也许是孩子们的安身之地。但是刚到上海就发生了“8.13”淞沪战事，上海也不安全了，于是又马上返回南京。两天后，四个人再次启程，乘上了回老家重庆的轮船。重庆有孩子们的外婆，孩子们叫她“家家”，大概是取“家婆”之意吧。邓季惺把孩子们托付给母亲，自己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只身重返南京了。她作为一个社会人和一个有事业的妇女，一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特别是当时，她的生命已经和《新民报》结合在一起，更不可能多耽搁，哪怕这就意味着在战乱中和孩子们暂时分开。无论怎样，她总是尽财力和精力的可能，首先将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然后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工作。
　　又要顾孩子，又要顾事业，这在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得不经常面对的难题。邓季惺的不凡，不仅仅在于她生活在七、八十年以前，前面已经说过，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一个女人能有个事业，已经是很不一般了。她的真正的传奇还在于，她根本不会把孩子和事业作为一种选择，因为在她那里，没有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凡是她投入感情的事，她就会赋予百分之一百的责任心；而对于她尽责任心的事，她就一定不会感情用事，一定不会婆婆妈妈，而是用纯理智和逻辑的方式去做最有效的操作。对待事业和家庭都一样。听上去，这也许是相互矛盾的，就像看着这个裹在丝绸旗袍里的娇小女人，再去感受她那一点也不娇小的个性一样。
　　这次邓季惺在重庆放下孩子匆匆赶回到南京，就是要和丈夫一起抢在战争的烽火烧到南京之前，将《新民报》报社转移 到大后方去。然而，这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要知道，那时候战火已经一天天向当时的中国首府南京逼近。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南京已经可以听到从四面包抄过来的日本士兵的皮靴声了。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西迁重庆，一时间，好像整座城市都在仓皇撤退。那么船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搞到一艘不但可以乘几十号人，而且还可以装载中型印刷设备的轮船呢？
　　这时的《新民报》，虽然还在每日一号地出版着，但是许多机器和物资已经装箱打包了，而去重庆的轮船却还没有着落。多亏平日广交朋友的陈铭德，四处奔走，又巧用妙计，终于在11月27日带着设备和40余位员工登上了开往重庆的最后一艘轮船逃离了南京。16天之后，日军占领南京城，所到之处血流成河，30万中国人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肝脑涂地。

安家重庆

　　和许多流亡的人们一样，这次逃难迫使陈铭德和邓季惺暂停了事业，也耗尽了钱财。当时报社全部资金只剩下200元，一路上员工伙食和零用，还是陈铭德和邓季惺自己掏私人腰包垫出来 的。然而到了重庆 ，重振旗鼓之时，他们可就不是一般的西迁人士可比的了。他们是本地人，言喜本地语、餐喜本地食。他们其实一辈子骨子里都是四川人，无论是早年在上海和北京，还是后来在南京，或是日后在北京。打我懂事的时候起，爷爷奶奶已经在北京住了20多年，可是他们在家里还说着四川方言，而且每天必食我奶奶亲手做的美味无比的四川泡菜。连我爸爸吴敬琏和他的两个姐姐也是这样。
　　如果不是当年四川封闭落后，邓季惺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川妹子，也不会在16岁的小小年纪，就跑到南京去求学了。她第一次出川那年，就是因为不习惯南京的“严冬”，又飞快跑回气候更温暖的老家去了。如果当年的重庆就像南京和上海那样的文化与政治中心，陈铭德很有可能早就把《新民报》办在这里了，又何必等到1937年的大逃亡？现在，重庆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陪都，一时间这里便热闹起来，陈铭德和邓季惺马上利用他们在本地的诸多关系，贷款、找房子、招人才，不到两个月，《新民报》就于1938年1月15日在重庆正式复刊了，距南京休刊才不过49天，走在大部分内迁报纸之先。复刊后，陈铭德从当时来自全国各地聚集到重庆的济济人才中网罗高手，礼贤下士，组成了《新民报》精强的采编班子，文章报道站在要求抗日的广大中国人民一边，因此这份报纸在抗战期间越办越好，销售量和收入也不断提高。
　　吴敬琏和他的两个姐姐自从来到重庆，一直住在外婆那个取名为“澹园”的家里，胖胖的外婆对吴敬琏特别宠爱，为了逗他开心，她别出心裁地在房门上挂起一块白布帘，自己在帘子后面手舞足蹈，给帘子前面的小外孙演皮影戏哄他开心。她还经常嘱咐两个姐姐让着弟弟，说：“他可是吴家的根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吴敬琏的外婆吴婉虽然是一位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妇女，但是因为女婿的早逝，她在“传宗接代”方面的传统观念还是被强化了。
　　吴敬琏和两个姐姐被送回重庆后不久，也住在重庆的吴竹似的母亲和姐姐，吴敬琏的祖母和姑姑，得知孩子们回来了，便每个周六将三个孩子接到吴家去住。那边的祖母对自己唯一的孙子吴敬琏自然也是疼爱有加。

巴蜀小学

　　《新民报》报社在重庆租了宿舍之后，邓季惺和陈铭德把孩子们从外婆家接了来一起住。不久，三个孩子一起进了巴蜀小学读书。这是一所当时在重庆有名的试验性小学，学校的新型教育方式包括所有学生一律住校，所谓“训教合一，教养兼施”。刚满八岁瘦小的吴敬琏当然也不例外。那时他还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好在他的12岁的大姐懂得关照他，时常帮他洗一洗脏脏的漱口杯、搓一搓黑黑的洗脸毛巾。然而这个“小弟”，却是和姐姐们一样勤奋好学的。
　　多少年以后，当我分别问我爸爸和我的两个姑妈，这一生他们所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何处，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第一是来自他们的母亲邓季惺；第二就是他们小时候的教育环境。多亏他们的母亲在百忙之中却从不在为他们挑选学校上有半分怠慢，她总是亲自去考察每一所学校，这三姐弟的确上了几所好学校，不但学到了现代文明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百折不挠，且终身不改。
　　当年在巴蜀小学读书的孩子们尽是来自官绅和著名文人的家庭， 然而就和日后吴家三姐弟就读过的重庆南开中学一样，虽然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却绝不庸俗腐败。相反，这两所学校都是由一些思想先进的教育家们在中国创立的新型的教育实践，强调的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健康发展。就拿巴蜀小学新意十足的“手脑并用”的教育方针来说，目的是要把学生们培养成“头脑是科学的，身手是劳工的”。如果你后来看到过吴敬琏在“五七干校”做小工、瓦工、电工和木工时一手又一手的漂亮活儿，如果你问问那些曾经让吴敬琏给补过自行车带或修过收音机的许多人，你就会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在当年吴敬琏这个学生身上，巴蜀小学的办学宗旨，至少“身手是劳工的”那一半是完美地实现了！
　　做了爸爸后的吴敬琏，在女儿们小的时候，他喜欢往她们手里塞改锥和电烙铁之类的工具；女儿们长大之后，他又想办法故意考验他的准女婿们的动手能力。不幸的是，他的两个女婿显然都未受过类似巴蜀小学式的教育。

江北新村

　　重庆虽然是大后方，但随着抗战的深入，这里也越来越频繁地遭到日军的空袭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不但《新民报》报馆的宿舍被炸，邓季惺的耳朵本来就不好，几经轰炸后变得半聋了。但是，最让邓季惺担心的是她的孩子们的安全，1939年夏天，邓季惺把三个孩子安排到了自己开办并兼任所长的“七七幼儿园”，因为那里是较少受到空袭的重庆南岸，而且便于随时照顾他们。
　　这时候，邓季惺和丈夫已经在与重庆市区一江相隔的江北新村买了地，开始盖自己的花园洋房了。等盖好后在此安家时，两个女儿已经到南开中学去住校读书了，只有小儿子吴敬琏就近在江北新村小学上学。
　　因为《新民报》社在重庆市中心，和江北之间只有渡船，没有桥，邓季惺和陈铭德在离报社不远的华一村又买了地，开始盖在重庆的第二幢房子。他俩平日住在城里，只有周三晚上和周末才回到江北新村的家中，江北家中平日里只有敬琏和一个老保姆住着，周末大人孩子团聚一堂才是热闹。
　　然而1941年的时候，在江北新村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闹剧。起因是陈铭德的一些四川省长寿县的同乡，怂恿陈铭德的亲生儿子郑灿辉“认祖归宗”，他们的理由是既然邓季惺没有为陈家生下一男半女，那么陈铭德的儿子就应该回到陈家来，不但重新姓陈，而且应该继承父业。陈铭德的儿子在父母离婚时，本来由法院判给了母亲，后随母亲改嫁而姓郑，但被这些老乡们一闹，陈铭德和邓季惺还真同意让他住进了自己家中。然而，陈铭德的儿子住进来后，他的前妻也就有理由来家里看孩子，有时是在家中大人不在时不宣而至。邓季惺得知后自然不高兴，但是更让她生气的是，随着前妻的这种不断登门，各种各样的麻烦和要求也接踵而来。比如，有一次，家里大人都不在的时候，前妻又来，看见吴敬琏在喝奶粉，于是她抗议说为什么不给她儿子也喝。邓季惺被这样的吵闹烦透了，慢性胆病急性发作，住进医院开刀，结果打开后却因为胆囊粘连而找不到胆囊，只得放弃手术，刀口缝合后却止不住胆汁到处留，从伤口往外流了满床铺，流进腹腔又引起了腹膜炎，情况十分严重，医院发出了病危通告。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小孩子并不知道，但邓季惺的大女儿吴敬瑗因为身体不好也在医院住着，她看在眼里，心里又急又痛，对闹事的人自然十分厌恶和气愤，对继父陈铭德也不无抱怨。加上陈铭德那些多事的同乡中，不乏与邓吴之家教养很不相同的人（邓吴之家有他们鲜明的家风，而陈铭德却一向是三教九流都可以结交朋友。像赌博、娶小老婆这样的事，在邓吴家的人看来简直是不齿的恶习，而在当时社会并不罕见，所以陈铭德的朋友里就有“不齿”之类），从此，陈铭德本人也被邓吴家那洁身自好的大女儿看轻了。
　　至于陈铭德的亲生女儿，在父母离婚时被法庭判给了父亲，开始时由陈铭德的母亲带着，1934年老人去世后，女儿便过来跟随父亲和继母住，名字也改成了陈敬璠，形式上与吴敬琏三姐弟的名字相似，并且因为吴敬琏上有大姐和二姐，她在家里被叫做“三妹”。三妹从重庆起就和父亲与继母一家住在一起，抗战后又一起搬到了南京，那时她的母亲，陈铭德的前妻已经随第二任丈夫在上海安家，三妹自己要求搬去和母亲住，但是在她成年之前，陈铭德仍按离婚协议负责她的生活费。这个女儿有严重的癫痫症，经常犯病，昏厥痉挛时口吐白沫。后来好像年纪轻轻就病逝了。

政治环境

　　邓季惺1941年那次胆病发作非同小可，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养病多时，她和陈明德干脆在医院旁边租下民房，每逢周末便让孩子们来看母亲，也爬山游玩，那期间常常由他们的三舅舅，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新闻局担任副局长的邓友德带着玩。
　　同时也是在歌乐山，邓季惺和陈铭德与共产党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当时周恩来正好也在同一所医院治病，邓颖超常来探望，于是这两对夫妇在此有了多次接触。一年多之后，陈铭德又在华一村家中秘密宴请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陪同周恩来前来的是陈铭德和邓季惺的老朋友、四川老乡郭沫若，郭沫若1937年从日本回国时，曾经在南京陈邓的家中住过。
　　我二姑妈吴敬瑜还记得《新民报》职员里的两名共产党员——张西洛和李廷英曾经在晚上组织报馆工人唱革命歌曲。另外，张西洛（此人我在20世纪70年代的奶奶家经常见到）还带着10岁的吴敬瑜去参加与中共报纸《新华日报》合办的义卖，以及共产党旗下的“儿童剧团”和“七七剧团”的活动。
　　我爸爸和他的姐姐们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受着左的、中的、右的、明的、暗的各方面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的母亲和继父是坚定的“无党派”者，但是他们是报人，就不可能远离政治。同时，这三个孩子是在报纸堆里长大的，他们都记得小的时候，清晨一起床就往大人的卧室里跑，看到的便是铺满一床的报纸， 大人和小孩喜欢一起依偎在床上看报纸。办报人一个鲜明的职业特征就是关心时事，办报人的孩子们也一样。为此，吴敬琏能在10岁的时候就写出《论百团大战》这等时事评论，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种儿时养成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我二姑妈吴敬瑜，78岁时对我说：“外人看我们这家人可能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聊家常，却总是谈时事。”
　　是啊，所谓习与成性，不就是指一个人小时候一再学习的东西，足已成为他日后被人们认为的“个性”吗？吴敬琏和他的两个姐姐，吴敬瑗和吴敬瑜，有一些共同的个性，非常鲜明，它们来自这三姐弟小时候所共同接受过的出类拔萃的教育和明效大验的家庭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 的 童 年
我们的“三个妈

　　从1966年3岁的我进幼儿园上全托开始，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6岁以后，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父母干脆在我的生活里“淡化”了。对，就是像电影里的虚化镜头那样，先是越来越淡，然后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
　　想来，“文革”初期我妈妈被剃了阴阳头、又被人当“走资派”拉着批来斗去的时候，周六来幼儿园接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多的是爷爷、或者是保姆李妈，而不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了。偶尔妈妈来一次，会搞得比较“隆重”一点， 比如，带我去餐馆吃一盘葱爆腰花什么的。
　　也就是说，起先他们还时隐时现。然后干脆长隐不现了。不记得有人正式通知过我，他们上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要去多久。我好像也没关心过。30多年后才搞明白，原来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去了。爸爸吴敬琏在1969年底下放到了河南息县，母亲周南在1970年初下放到了山西临汾。
　　对浑然不觉得孩子来说，人一走茶就凉了。妈妈走了一年以后，干校给她放假回北京过春节，她再来幼儿园接我和妹妹的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把她给忘了，特别是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妈妈来接我们，我们便默不作声地跟着她走，结果走到一家商场去买新裤子。可能是因为我们长得快，为了节约起见，那时大人给我们买的新衣服总是大好几号的。那天，当我和妹妹任凭妈妈给我们试穿着拖到脚下的大裤子时，妹妹终于忍不住地凑到我耳边悄声地说：“她不是李妈。” 我告知她：“咱们还有一个周妈。” 一幅见多识广的样子。那时候我还真的以为我有三个妈妈：李妈、宋妈妈和周妈，她们来来去去地轮流当班。
　　李妈是一位四川老乡，她做我和妹妹的保姆时间最长，大概是从我2岁到8岁，之后，她进了女婿在职的工厂当工人，逢年过节有时奶奶需要帮手，还会临时雇她或者是她女儿过来。她从工厂退休后，我奶奶和我妈妈又分别请她来家里帮过忙。我们跟她的一家人都很熟。
　　宋妈妈是一名护士，她是从我一出生就带我的保姆，但是只做了不到两年就辞工了，一说是她和家里的其他工人合不来，也有说是跟我爸爸闹矛盾。保姆不做了，却又舍不得我，她就经常回来看我，或带我出去玩。后来她嫁了一个高级工程师，生活很不错，还接我去她家住。她是三个妈妈中唯一叫我“我的宝贝儿”的一位。我小的时候管她叫“好妈妈”，长大后不好意思了，便随着家中其他人一起叫她“宋妈妈”。
　　“周妈”，当然就是我的真妈妈周南了。家里有人教我叫她“亲妈”。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把这个关于“我有三个妈妈”的观察在家里当众大声宣布，我那厉害的二表姐瞪了我一眼，批评我道：“不许这样说。你爸爸会不高兴的。”我也瞪了她一眼，照说我的。反正我并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现在想起来，她大概是指一个爸爸和三个妈妈这种说法听上去太不像话。可是，不高兴的不应该是我“亲妈”么？想到二表姐当年自以为懂事的样子，真让我发笑。我有“三个妈妈”这件事，除了其中的周南以外，真和我爸没什么关系。主要的原因是在我2岁到9岁这段时间里，我父母在接五连六的政治运动旋风中挣扎着找北，哪里还顾得上他们的孩子？这样一想，忽然又觉得这件事不那么好笑了。

奶奶家边上小学

　　1971年1月我开始上小学了， 就在爷爷奶奶住家那个区的第二小学。第一天上学，送我的是“亲妈”周南和妹妹晓兰。不知是因为爸爸妈妈不在北京耽误了我上学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七岁半才开始上一年级，记得那之前我已经能看书写字了。可还是给妹妹留下了话柄，日后说我是大龄入学儿童。
　　可能是因为我个子长得高，或是样子长得精神，第一天上学，我们班的老师在操场上把小朋友们列了队，突然把我叫到队前去喊口令。我那一嗓子科学院幼儿园台柱子的“稍息，立正！”之后，当场就被任命为第二小学一排三班的班长。几天之后，我妈妈春节假满，回山西临汾“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她的“再教育”去了。
　　我仍然跟爷爷奶奶住着。这以后的两年里，爷爷奶奶是我的唯一监护人。从此之后到他们去世，在我心里，他们的家一直也是我的家。爷爷奶奶叫我“大妹儿”、叫我妹妹“小妹儿”。因为他们整日里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着我们，搞得邻里的人们也都跟着“大----漠”、“消----磨”地叫我们。很多年以后，他们永远离去了，家里也就没人这么叫我们了，可是，爷爷奶奶的邻居还没有改掉他们的习惯。2006年秋天，我去爷爷奶奶的老住宅探望现在住在那儿的大姑妈，刚走到楼下，迎面走过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突然指着我和妹妹惊喜地叫：“哟，这不是大漠和消磨吗！”我仔细一看，又经她自我介绍，才发现原来是我家邻居孔局长的女儿，就是老在楼道里打羽毛球的那位。20年不见，她的父亲和我们的爷爷奶奶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当年爷爷奶奶对我们的爱称还继续流传着。
　　回来说我爷爷奶奶，也就是陈铭德和邓季惺，自从1966年被迫搬出南长街上自己的房子后，就被安排住进了坐落在北京东城的一幢属于国务院的单元楼。楼里住的尽是民主党派人士、统战对象和他们的家属。当时我爷爷奶奶是政协委员，另外，爷爷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奶奶是民主建国委员会委员，所以也属“民主党派”和统战对象。住在同一幢楼里的还有许多前国民党爱国将领和他们的家眷，其他党派人士，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女们。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统战对象”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但是回想起来，他们在70年代的居住条件比一般市民要好很多。楼里有电梯，开电梯的刘叔监管送信发报，楼下有一个锅炉房专供这幢楼的暖气，楼前有一圈地用来给“小汽车”倒车用。每家的厨房都有管道煤气，还有热水器。厕所里有浴缸和抽水马桶。
　　爷爷奶奶家的生活是有一些残留贵族气息的，比如说，下午午休起来，爷爷有亲自张罗下午茶的习惯，或茶或咖啡，外加小点心。我最喜欢的是爷爷做的红茶，加柠檬，加方糖。想来那时柠檬是不容易买到的，偶然有了，就切成片放糖淹在瓶子里，喝茶时挟出一小片。不加柠檬的时候，就往红茶里加一点牛奶，也很香醇。间或会以咖啡代茶，想必是爷爷奶奶的海外朋友送的。不过我还是更偏爱爷爷那一款红茶。现在我闭上眼，还能看到爷爷为大家布置茶点时的样子，永远那么温和细致，他的周到和客气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为大家端杯加糖的一举一动之中。另外，他整个人都透着一种对生活中小小雅趣的欣赏和满足。或许小小雅趣的背后还有一声低低长长的无奈叹气吧，只有跟他惺惺惜惺惺的人们才能听得出来。
　　我们家里有个留声机，却只有两张唱片，想是其它的都被抄家时抄走了。甚至还有一台那个年代绝无仅有的电视机。然而，却没有什么电视节目。记得1971 年的时候，电视里连“样板戏”都没有，除了偶然演一次《地道战》，平时不是没有信号，就是光放字幕——毛主席语录。我就那么盯着半懂不懂的黑白字幕看，不但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爱看电视的坏习惯，而且居然看出了眼睛斜视的毛病，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有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一共八个“样板戏”，演什么看什么，百看不厌。可是等到“文革”结束后，文艺百花齐放了，在大彩电里看别人都叫好的《穆桂英》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受不了京剧的那通“咚咚锵”。那之后就再也不看京戏了，现代的、古代的都不爱看。真是奇怪。
　　到二年级的时候，班上分了“课外学习小组”，说是一起做功课，其实就是玩闹。我总是带着我的小组同学，把家里翻个底朝天，还在楼里从一层到九层的尖叫疯跑，惹得邻居出来提意见。但是没人能管得了我，我主意多，歪理也多；脾气大，嗓门更大；保姆想管却管不了, 奶奶也不很严厉，爷爷更是一味娇惯。那时候，表哥表姐们年纪轻轻就已经全都远离北京，去接受他们的“农村再教育”磨练了，有去内蒙古牧马放羊的，有去山西挖窑洞的，还有跟着他们的父母到新疆支边的。我奶奶养育过的七个第三代中，到这时就只剩下我和妹妹这两个最小的还在身边了。妹妹仍在上幼儿园，所以我在家里就“唯我独尊”了。
　　记得有一次，我突发奇想，要在家里烧纸，说是如果靠烧纸照亮，不就可以节约用电了么？我和我的“学习小组”成员们说干就干，在我的房间里点燃了报纸。被奶奶撞见之后，挨了批评，我干脆把孩子们带进了厕所，把门从里面锁上，然后在厕所里接着烧纸。厕所里黑，灯一关，烧起来更是不亦乐乎，根本不管奶奶和保姆在外面不停地敲门。结果把厕所里小柜上的一块厚玻璃板给烧裂了，等到发现火势控制不住了，才开了门把那急得什么似的保姆放了进来。那一次，我奶奶真的气坏了，她坐在沙发上喘着气，想嚷嚷却又提不高嗓门，气急败坏却仍然拖着长长的川音说：“这个小孩子哪个这样子？！我要骂人了！”她到底还是没有骂出来，但在我那平时很“酷”的奶奶来说，这就算是骂过了。
　　我的大表哥曾经说过，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住，让我爷爷至少减寿10年。考虑到我爷爷后来活到了92岁高龄，无疑我表哥当时是夸大其词了。不过我倒是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还在教写毛笔字，有时书包里装着笔墨砚台去上学。（现在我在计算机上写着这一段时，怎么感觉上就跟说清朝的事儿似的？）不知是哪位懂字的人看过我的毛笔字后，说是还不错，爷爷奶奶就为我请了一位姓杨的姑婆，专门来家里教我“写大字”。这位杨姑婆，据说是一位中国学专家，还真可能是从清朝走出来的女子，古色古香的，在那人人都留一刀齐短发的“文革”中期，她花白的头发却梳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大大的髻。她教我临柳公权的贴，这样一撇，那样一捺的。然而，她教我一句，我回敬她两句，也不知是她教我还是我教她。 她如果上来握住我的手要带着我写，我就干脆叫：“不要罗嗦啦！”碰巧这位杨姑婆有高血压， 每次教了我写字，当场便量血压，见杆立影一般。后来每次杨姑婆来给我上课，爷爷总是茶水点心周到地备着，一看我的态度又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赶紧走过来打岔，请杨姑婆去客厅喝茶。
　　我那一辈子谦恭和气的爷爷，前半辈子他职业性地为《新民报》，也为我奶奶打圆场、做和事佬，下半辈子又加上了个我，这人际关系的任务就更重了。我奶奶嘛，还能用耿直执着来形容。我，却只能算是刁蛮乖张了。可怜的爷爷呀，惭愧的我！
　　惭愧的我在20多年后自己做了母亲时，以当年的自己为反面榜样，认定养育孩子绝不可依赖保姆和老人，而是必须父母亲自给予统一连贯的关心和指教。我身为人母到目前为止还算幸运，没有遭到现世活报。这是后话。
　　接着说1971年和1972年，我父母分别远在河南和山西的“五七干校”，经历着他们自己人生中的严峻考验，我在大后方的北京爷爷奶奶家里，过着还算是幸福的、甚至是娇生惯养的童年生活。不管我怎么顽皮不听话，爷爷奶奶从不向远方的爸爸妈妈告状。他们给我爸爸妈妈写信的时候，经常让我付上几句让爸爸妈妈欣慰的话，比如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学习成绩优良、还被选入了工人体育馆少年游泳队之类。爷爷奶奶管这叫“报喜不报忧”。这句成语出自他们之口，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可能是因为那个“忧”字出乎我的意料吧。那时的我，虽说童年不知愁，也还不到强说愁的年纪。

好想好想当红小兵

　　说起1971 年间，我这个“大妹儿”刚上小学，轻轻松松地学着汉语拼音和一加一等于二，快快乐乐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久我就参加了学校体操队，整天练习挝腰、劈叉、倒立、翻跟头。当了班长后，比不久前在幼儿园当“孩子王”要正式许多，有许多每天必需的工作了，比如上课喊起立；课间带队喊操；打扫卫生时给同学们分工；看见同学打架骂人，先是提出警告，不听就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板的角上，让老师知道惩罚他。一句话，管人。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当班长虽然威风，小学里人人争取的却是另一个响亮的头衔：红小兵。本来以为我会理所当然地在第一批被发展对象之中，可是老师在班上宣布第一批红小兵名单的时候，我却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开始的感觉是懵懵懂懂地不可置信。后来整个一年级师生集合在一起，亲眼看着新发展的红小兵们上台宣誓，下台时，每人的袖子上已经给别上了一块红色的菱形塑料臂章，上面印着鲜黄明亮的“红小兵”三个字。我羡慕地看着那些昂首挺胸的红小兵们，眼睛里打了半天转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了。
　　放学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说，这次不能发展我做红小兵，是因为我在上课时“小动作”太多。老师给我指方向说：“改正错误，再接再厉”。
　　在我刚上小学的年代，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手是要背在后面的，只有老师说拿书或写字的时候才允许放到前面来。这实在是很难的，手背到后面，不一会儿就忘了，无意中手会跑到前面来，这儿摸摸，那儿碰碰，抠抠这儿，捏捏那儿，我看大部分孩子都有这毛病。而这就给了老师一条对你永远适用、百发百中的批评。
　　我拼命地努力“改正错误，再接再厉”，因为我真的很想很想当一名红小兵 ！可一次又一次，就是不被发展。而老师给的理由却一直在翻新，倒也不是光揪着“小动作”这一条不放。记得有一次，我上课一直背着手坐得笔直，下课抢着扫地擦黑板，自己觉得下批红小兵一定有希望了。可就在宣布名单之前的两天，我在学校操场上玩的时候，折了一根柳树的嫩枝，用削笔刀在树皮上深深划一圈，再把树皮往外一拔，一节绿色的树皮就脱离了滑滑的嫩树枝，做成了北京话叫做“别儿”的东西，放在嘴里能吹出声来。我正吹得开心，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批评了一顿，也不知是那个暗探告的密。那次给戴的是“破坏公物”的帽子，当红小兵的愿望又泡汤了。
　　下一次，又没当上，原因好像是练体操时跟同学抢平衡木。
　　再下一次，还是没当成，原因是什么来着？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屡试不成。
　　一直到三年级转学到北师大附小，我才终于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毛主席的红小兵”。打那之后，妈妈才顺便跟我提了一下：之前入不了红小兵是因为爷爷奶奶的成份不好。真相原来如此？可我怎么还是一头露水？不过，我也顾不上深究，光顾着为自己骄傲了。特别是那时候红小兵已经不挂塑料臂章了，改系红领巾了，像五十年代的少先队员那样，特别精神，特别朝气蓬勃，让孩子特别觉得自己既属于一个特殊的小团体，而且和共产主义这个全人类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了。从此我怀着一种升华到接近宗教的情绪和心情，每天早上不戴上红领巾不出门。
　　我爷爷奶奶是什么成份，我怎么知道？时值“文化大革命”中期，“资本家”、“右派”、兼“牛鬼蛇神”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让他们怎么跟我这个7岁的孩子解释呢？不解释，我自然不懂。对不懂的事，即便是道听途说了，也不会有什么印象。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完全不记得家里有过关于“政治运动”和“被挨整”方面的讨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二姑妈说得没错，我们家的大人，只要聚在一起，必定讨论时局，而我们家又有每逢周末都相聚的习惯，连表亲一起，在爷爷奶奶家里济济一堂。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我奶奶去世。但是大人坐在一起谈天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一般不在场，大人们嫌我们吵闹，我们嫌他们无趣。人多的时候，连吃饭时大人跟孩子都分开在两个房间里吃。当然，我最终还是认识到了我家大人们的真实“成份”，那时“文革”早已结束了。太晚啦！我们家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那个通病 ——那个对时事高度关注的习惯，到我这儿算是彻底给断绝了。

筒子楼里

　　1973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度“淡化”得无影无踪的父母再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知道他们是在那个时候从干校回到了北京，当时却是稀里糊涂，任凭他们把我转学到了北师大附小。从此，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师大筒子楼里那间13平米的玻璃屋里。星期六晚上才回奶奶家去过周末。
　　那个筒子楼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早先是学生宿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改做教职工宿舍楼的。到1973年我住过去的时候，楼里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个带小孩的家庭，可以说是相当拥挤，加上大人小孩大多在师大校园里上班和上学，邻居之间简直成了低头刚见，抬头又见，一家炒菜家家知晓了。
　　我们一家四口住的那间东、西墙完全是玻璃格子做的屋子，肯定原本不是给人住的，大概是个学生活动室之类的房间。它夏天不遮西晒的毒日，冬天不当呼啸的寒风。当时一边挂着用小块布拼凑起来的窗帘；另一边的玻璃墙上糊满了报纸，勉强遮挡一下。房间里放了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加上一张桌子，和一个五抽柜，就几乎没有转身之地了，所以我和妹妹必须跟父母挤在一张大床上，四个人横着睡。
　　公用厕所一层楼只有一间，一楼和三楼是男厕，二楼是女厕。我家住三楼，可想而知我们家三位女士的不方便。要说我对奶奶家的优越生活条件有任何意识的话，就得算是上厕所的方便了。
　　厨房当然没有，公用走廊上各家门边放着一个蜂窝煤炉子，到了傍晚时光，一层筒子楼，十几家的炉子上都冒着热气，在楼道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各家的晚饭就尽收眼底了。尽收眼底的是大同小异的大白菜和食堂里买来的馒头之类。因为居住空间小，家里又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可言，各家经常是房门大开，也经常互相串门。特别是傍晚时光，一层楼上住着的三、四十口人都回来了，热热闹闹的，还真有点共产主义的气氛。
　　我爸爸就是在这样一个全楼集体做晚饭的傍晚，发现我家邻居居然添了一样罕见的菜：新鲜野蘑菇。于是他跟邻居请教了一番，然后带着我和妹妹也到校园里去采蘑菇。而且从那以后经常去摘。记得爸爸给我们仔细讲了不同蘑菇的长相，有时候爸爸也会把我们采来的蘑菇那去向邻居家的叔叔请教，确认不是毒蘑菇之后才做成菜来吃。很美味。印象里，我妈妈在师大幼儿园里从早忙到晚，爸爸却比较空闲，不但有时间带我和妹妹去摘蘑菇，家里的采购也归他管，他知道每月里哪一天什么地方卖处理水果，哪一天卖便宜豆腐，然后每每骑着他的男式二八双梁自行车去把它们买回来。
　　印象里，爸爸那个时候带着我和妹妹做过不少事情。他教会了我和妹妹骑自行车；教过我滑冰，但没教会；教我妹妹用电烙铁焊东西，略有成绩；教我养蚕，养了好几年；带我们去八一湖里游泳；在颐和园的昆明湖划船。那一阵子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公园，爷爷奶奶也常常一起去。
　　爸爸教我们做事情，永远是从理论和基本功开始，一步没掌握好不许走下一步，而且在纠正没走好的那一步时，又得从理论分析开始，对没有耐心的小孩子来说，这可就惨啦。我后来放弃了跟他学滑冰，就是因为他老是就一个问题抓住我不放：我的左右脚不成90度。而我妹妹却至今认为她高超的自行车车技应该归功于爸爸的特殊“教学方式”。怪不得如今我妹妹做起事来也像爸爸，一板一眼的。

我也闹“革命”

　　我刚转学到师大附小不久，“反师道尊严”就开始了，一连串的新名词、忙不完的政治运动：反修防修，批林批孔，批判“克己复礼”，尊法批儒，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比我记得更清。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北京出的一个反师道尊严的榜样，她也是一名小学生，又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黄帅。
　　黄帅出现之后，有一次我周末回到奶奶家，我过去二小的一位老师派同学来把我找了去，跟我说欢迎我回二小去，欢迎我回去做一名像黄帅那样的革命小将。那位老师一定是看上了我有可能“闹”出一番黄帅般知名度的潜力。我回家跟爷爷奶奶一说，爷爷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爸爸妈妈自然也不同意我回到那边去上学。我自己也更喜欢就在师大校园内的附属实验小学，半年下来，我在同学中已经有了一群朋友，大多是师大子女。我们志同道合，对自己的这个群体都十分投入，大家一起形影不离地一起上学和下学。大人们忙着自己的事，又因为住家、工作、上学都在师大校园内，大概就特别放心，所以对我们这帮半大的孩子几乎是完全“放羊”，任我们在院子里上假山、下防空洞，无处不去；夏天粘知了、秋天烧树叶、冬天打雪仗，自编出来的节目玩也玩不完。
　　说到学黄帅闹革命，要闹哪儿不能闹？虽然师大附小毕竟是一所注重教育的“实验小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还是坚持了一些文化课，比如，我们从三年级起就一直有英文课，但还是免不了每天读“红宝书”，学社论，开讨论会，回家还得写心得。可是，对我这个有“黄帅第二”潜能的红小兵来说，怎能仅仅满足于此呢？等到批林批孔开始的时候，我发挥潜能，拉了几个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红纸黑墨，东拼西凑的套话写出来，把孔子、孔丘、孔老二挨个骂了一通。署名“一群红小兵”后，用面糊糊把它贴到了学校门口正中央。这是北师大实验小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据我所知，也是唯一的一张。它在那儿贴了好几天，一边的角都掉下来了，没人把它摘下来，却也没人响应，想来因为那时已进入“文革”后期，人们对这类东西已经热情疲惫，所以我眼睁睁地看着小学里出出进进的人都没把我的大字报当回事。等到有一天它终于完全消失了，我反倒松了一口气。写了那么个自己不知所云的东西毕竟还是汗颜的。

“放羊”的日子

　　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是做着孩子头，然而这时我的思想觉悟已经比在幼儿园搞花生瓜子派对的时节大有长进了。这时的我带领一帮小朋友，发起了“每天做好事”运动。有时捡碎玻璃，有时摘车前草（据说是一种中药），有时捡废铜烂铁，然后拿去卖了，把钱交给老师做“班费”。我经常干脆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自觉自愿地、绞尽了脑汁地非做好事不可，比如在教室后面挖泥平路，把师大院里零散的盖防空洞用的“战备砖”都搬到一起。还特别讲究做好事不留名，所以我们经常在傍晚摸黑偷偷干。有时饿了就把从家里拿出来的白薯放在点燃的树叶树枝上烧烤，一边吃一边接着干。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游戏机、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 这类享受 （现在应该叫诱惑），所以到处做好事玩，挺上瘾的。说实在的，我们做的那些“好”事，从客观上讲，也许根本就是无用功，并不能使任何人受益，但当时我的确是怀着一种崇高的心情去使劲的，这大概就是榜样和宣传的力量吧。雷锋叔叔的故事听一次可能没什么，听了一千一百零一次，还会没有影响吗？再说了，这整个过程中最受益的可能就要属我们这些没事找事的孩子了，既在室外呼吸了新鲜空气，又做了体力活动，至于那些用树枝树叶烤出来的白薯，比师大教工食堂的馒头肯定是好吃多了。
　　70年代初，我在师大校园里被“放羊”的自由自在的日子里，好玩的东西多得很，除了做好事，还有跳皮筋、拽包、攻城那些体力活儿，另外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游戏，比如玩拐：“拐”是猪或羊腿上的一块小骨头，洗干净之后，涂上水彩色。向空中扔一只乒乓球，趁球在地上反弹的瞬间，用五个指头同时摆弄好几只拐。这拐跟石子不一样，它四面的形状都不同，所以玩起来就更讲求反应速度和手指的灵巧。而且也更难搞到，特别是羊骨，它比猪骨小巧，又好看又容易用手指头夹住，但是在北京几乎是绝无仅有。有一次我在内蒙古插队的表姐给了我一副羊拐，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干在骨头上的残余筋肉刮干净。剁刀：就是往泥地里剁刀子。刀子是那时候学生们用的“竖刀”。最理想是半湿不干的泥地，太干的话刀子剁不进去，太湿刀子又站不住。我们还别出心裁地在地上画出图形，然后把刀子剁在图案中规定的地方。
　　可惜那些土法上马、简单易行的“玩具”和游戏，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下子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的孩子们，更多地依赖商店里买来的消遣和娱乐。为此我替他们感到遗憾。有时我会忍不住质问我的那两个小宝贝：“你们说，非得是买的东西才好玩吗？我小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花样，还不是一样开心！” 孩子们的爹地于是反过来质问我：“你那是什么年月？”
　　是啊，我真是越来越像九斤老太，好说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人是自己生活时代的产物，有什么办法？我的童年真的很自由，虽然比起住在爷爷奶奶时所受到的溺爱放纵，爸爸妈妈对我有稍多的管教，但最多不过时管时不管。不管的时候，一半是出于他们还算民主平等的育儿方针，一半是出于根本就心不在焉，换句话说，实在顾不上。
　　然而我父母毕竟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产物。当我和我的同龄人们在“文革”后期怡然自得地坐在地上玩骨头、蹲在泥地上剁刀的时候，我父母这两个改造得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对我们无止境地浪费生命实在忍无可忍，他们寻思着：就算现在不让学文化了，可孩子们怎么也得学个一技之长啊。于是他们想到了音乐，更准确地讲，是想到了让他们的孩子学习演奏乐器。
　　说来也怪，我父母大力主张我学乐器，可是我想上体校练体操，又想去拍电影，他们却不以为然。我从小喜欢劈叉窝腰，在师大附小读三年级的时候，北京市少年体操队来我们学校招人，我要去报考，我妈妈没让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见她严肃地跟我爸爸探讨：“你说我们不让晓莲去体校，她长大会不会怪我们干涉她的兴趣发展？”后来还有一次，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我们学校为一部影片选小演员，是个苦大仇深的角色（那时电影里的正面角色都是苦大仇深的），我积极去面试，导演说让我哭，我就努力哭，然而没被选上。我很伤心，回到家时那副模样真变得苦大仇深似的。爷爷劝我说：“大妹儿，你怎么能去演戏呢？演员都是叫她哭她就哭，叫她笑她就笑的，你和你奶奶一样，是个直性情，做不来的。”奶奶和妈妈对我的那个心愿也毫无同情心。
　　现在我想，当年父母不愿意我去做体操运动员和演员，是对国家有一天会恢复对教育的重视还抱有希望，他们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典型“老九”念头，真是顽固，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按着爸爸妈妈的构思，我10岁那年开始学拉小提琴了。拉了一阵，发现老走调，又加钢琴。钢琴是奶奶给我从寄售行里买来的。那时候，我们在师大的家，搬到了玻璃房旁边的一间，多了一个平米。钢琴刚好可以挤进来。老师也是奶奶的老朋友介绍的。其它的一切就全靠爸爸自己动手了。小提琴的腮托，是爸爸用布缝的；节拍器，是爸爸用电子管做的；琴谱，是爸爸一笔一笔照老师那儿借来的谱子抄的，连五线谱的那五条线。也是爸爸用尺子比着一条一条画的。谁让我爸爸那么能干，又培养女儿心切呢。谁让那是70年代，物质短缺，文化商品更缺呢。想想看，那时候连花生瓜子都得在过春节时凭“票”一家卖二斤，猪肉是凭“票”每家每月二斤，又有什么地方会给你供应音乐器材呢? 能在寄卖行买一架坏了好几个键子的旧琴，已经是残留的贵族行为了。
　　然而物质的匮乏也好，残留的贵族气息也罢，小孩子的天真就在于她缺乏高瞻远瞩的视点，对现时现地的一切都不加评判、不加比较地欣然接受，既不懂得珍惜好的，也不懂得抱怨差的，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患得患失的负担，因此是很轻松的童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简单，没有负担。这其实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当时在学校里总强调“思想教育”，而在家里，我的“思想教育” 完全是空白，既不存在宗教，也不提什么主义和什么理想。估计我父母这两个被批为“臭老九”、“五一六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共产党员，在被强硬地施加“再教育”的情况下，自己尚在挣扎着整理自身，又怎么可能对我这个“祖国的花朵‘进行思想教育呢？想来他们也真是尴尬。
　　我爷爷奶奶也一样，一辈子追求以新闻自由和民主法制的社会理想，如今被压在“资本家”和“右派”两顶大帽下面，连谈都不敢谈，更百分之一百的没有可能去务实。能不尴尬吗？
　　难怪在我们家里，大人与孩子之间从来没有过关于“你长大想做什么？”这类的对话。长大想做什么，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家长们能决定的吗？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公开招生好多年了，我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这四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我的最高指望不过是在20岁时不要还蹲在泥地里剁刀罢了。
　　记得爸爸有一次用手指摸摸我的眉毛（我小时候他经常这样），这次他感慨地说：“长大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幸福就行了。”10岁的我大概是信以为真了。但是40岁的我，对爸爸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知道吴敬琏根本就不是一个“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的人，“救国”的理想从少年时代起，就在他心里萌芽生根了，就算他想说服自己去改变都没有可能。他对我的真实期望，就像对他自己的期望一样，是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至于他自己怎样才可以在后半生里，成为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有用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他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心里基本上有数了，他已经在为他的理想做着实际的准备了。但他没有跟我交流过他的理想，更没有对我解释过他的行为。在我的整个童年里，我爸爸吴敬琏，除了带我们摘摘蘑菇、骑骑车、滑滑冰、给我们买买菜、还为我们抄抄琴谱之外，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天都为家里的三位女士倒尿盆（还记得吗，我前面说过，我们家住在三楼，只有男厕所），至于他自己还在做些什么，当时的我完全不清楚，也没有注意过，虽然我们一家四口一直挤在一间小屋里，几乎吃喝拉撒睡都挤在一起，但是大人忙大人的，小孩忙小孩的。所以，你，我亲爱的读者，如果对那个时代的吴敬琏心存好奇的话，只好请你翻到本书后面的章节。因为我和你一样，需要通过那里的笔录才能了解到吴敬琏在那些年月里的所思所为了。
　　我小的时候，爸爸不跟我交流他的思想，家里所有的大人都不跟我交流他们的思想。他们只是把我当一个小孩来照顾和管教（还时管时不管），他们从没有让我分享过他们的理想、抱负、忧虑和困扰。我的生命之轻，轻如鸿毛，可以说有一半是我父母和祖父母的生命之重的反弹。他们身上背负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自身的使命感混合而成的沉重十字架，于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只能缄默不言。
　　既然如此，他们日后也就怪不得我这个人随心所欲、自由散漫地发展，最终也没发展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算是他们的遗憾。
　　而我呢，就那么着，拉着走调儿的小提琴、弹着跳音的钢琴；带着心爱的红领巾，学雷锋、做好事；半懂不懂地学习政治，批完师道尊严，接着数落着孔老二的罪行；抽空还忘不了玩玩骨头、剁剁刀子；星期里吃着食堂里的熬白菜加馒头， 时而加餐有中毒危险的野蘑菇和切掉一半的处理水果，星期末到奶奶家去享受一个热水澡和一些家常川菜，在北京城东的奶奶家和城西的师范大学之间穿梭着?????? 童年，就这么天长地久般的一天天地过着。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上初中一年级了。不知是哪一天，童年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