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两位华裔部长同时访华，并力促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中的合作，可以看出美国政府部长级高官的工作重点正在从“卖国债”转向“卖技术”。奥巴马政府自竞选伊始，就展现了对绿色革命极高的关注度，在其“经济刺激计划”中，新能源项目更是处于优先发展地位。欧盟长期以来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低碳经济”的概念也正是源于英国。在日益壮大的碳交易市场中，英镑和欧元是现有的主要结算货币。日本自两次石油危机后，就开始重视节能与新能源开发战略，目前在能效利用方面遥遥领先。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新能源战略，力图在新一轮的变革中把握主动权以获取全球经济中的最高端优势。
    围绕“低碳经济”这个未来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究竟如何展开新一轮的角逐？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应对？

合作中的新一轮竞争

    众所周知，低碳经济具有经济、就业、环保三重效应。正是因为它不只是单一地考虑经济因素，而是纳入了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才被视为“后危机时代”可持续发展经济中的增长点。无论是早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是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其实质都是寻求实现“低碳经济”的全球性合作机制，而推动国际性的合作是大国为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在新能源产业中获取竞争优势，这包括市场中的定价权以及标准的制定权，各国围绕着技术、政策等几个要素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
    1、技术层面的竞争
    英国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中有一定优势，有望形成一个价值达数十亿英镑的全球市场，该项前沿技术将为英国带来可观效应。在寻找可替代能源方面，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生物燃料技术，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乙醇燃料生产国。此外，风能是美国能源新政中最大的亮点，风电装机容量在两年内增加了2倍。在全球10大太阳能电池厂排名中，日本企业总是名列前茅，日本的夏普公司曾连续7年处于太阳能电池生产的全球首位。
    2、制度体系的角逐
    发达国家新能源政策的框架有其相同之处，这表现在关注外部性、长期战略分期进行、法律法规体系完备几个方面。财政支持体系也有其共同特点，主要有三种形式：税法促进、政府采购以及财政补贴，其中补贴主要包括投资补贴、产出补贴以及对消费者补贴。
    尽管能效政策的基础大致相同，但发达国家在制定能效标准以及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各有特点。长期以来，日本与欧盟非常注重提高能效利用，而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在走高能耗的发展模式。美国能源战略的转变发生在2007年的新能源法案，同时金融危机的蔓延以及奥巴马政府的上台更是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在奥巴马的绿色新政中，强调以2005年为基准年，而不是欧盟规定的1990年为基准年，更是体现了美国与欧盟在标准制定权上的争夺。
    在具体的国内能源新政方面，日本更注重将政府与市场力量结合。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受法律约束，以避免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加强对能源服务产业ESCO的扶持，注重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协调统一。

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发达国家在新能源领域的探索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应当说提出向“低碳经济”转型作为其引领经济复苏的主攻方向，有其理论背景与技术基础。我们必须认清自身的差距以及未来全球分工的新方向。
    在新能源政策方面，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同等重要。不能盲目制定开发新能源的赶超战略，应当基于各地区各产业自身的优势，将能源政策渗透到产业规划中。此外在设立能效目标上要注重科学性、合理性，基于具体指标基准的目标更易实施与监管。例如对可再生能源占电力消费总量比例应有具体的结构性指标，节能政策方面按能耗级别在产品上加贴标识，以给消费者提供能源消耗信息等。
    同时，中国应当积极把握与发达国家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的机遇。在购买先进技术时，注重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这首先需要对自身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以摆脱低附加值产业分工地位。在引进吸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自身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以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从而以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优势融入新一轮的全球分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