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深圳对外公布了《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15个机构被精简后，深圳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将只剩下31个,大大低于中央规定大城市机构为40个左右的限额。一直领改革开放之先的深圳，在政治改革方面再次走在前面，第一个迎接“小政府时代”。
这是渐进式改革到了新阶段必然要触及的领域。渐进式改革，就是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逐步推进、逐步深化的过程。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在政治体制的外围开始改革。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改革，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机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政府只是“守夜人”，防止市场失灵。比如，当经济危机出现，就要通过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等宏观经济手段，来缩小经济波动。
因此，政府与企业有着明确的分工：政府的职能是为经济发展搭建一个平台，提供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经济活动的主角，则是企业。但目前情形是，“有形之手”的力量还过于强大，常常把手伸进经济活动的具体领域。
同时，政府职能分工过细，交叉过多，办事程序复杂，这就提高了企业的交易成本，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经济领域改革越深入，越要求政府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提高服务能力。所谓“小政府”，是说它对经济活动干预的领域小，办事的程序少，为企业服务的成本小，“小政府”与高效率是紧密联系的。
中央推行的“大部制”，换个说法也就是建设“小政府”。将政府部门设置中，那些业务范围相同、职能相近的工作，集中到一个部门管理，解决机构重叠、政出多门、职能打架的问题。
它不仅精减了干部，也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市政府改革，应该说，是地方的一个呼应。这预示着，政府职能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保留下来的31个行政机构，如何保证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深圳的办法是，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将行政机构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使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按照这样的思路，深圳市形成了“委”、“局”、“办”三个层次。发改委、科技工贸委、人居环境委等7“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住房建设局、人力资源和社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应急管理办公室、法制办公室和金融服务办公室等“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
深圳市这次改革，被誉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其过程自然非常曲折。据了解，该市酝酿“行政三分制”改革已有8年时间，2001年就曾一度启动，2003年当时的深圳市主要领导也曾高调对外透露，最后却静默了6年之久。6年等待本身说明了改革之艰。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是政府主导革企业之命的话，那么，政府改革则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力，这就格外不易。
其实，即使深圳这样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也一直存在政府低效的问题。深圳一家高科技企业，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潜力企业20强之一，拥有国内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锂离子电池隔膜技术，三年来，却一直因为在深圳拿不到地而苦恼。现在还在6年前租的厂房内生产，眼睁睁看着国外同行快速发展，抢占大片市场。即使是中芯国际这样公认的大企业，也惧怕政府的行政效率。为加快建设总投资26亿元的一个项目，从去年8月至今年4月，中芯国际前后8次向深圳有关部门报送消防方案，却一直在审批中。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骄傲。浙江一些地方政府，抱着良好的初衷，通过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鼓励政策，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导致这些民企对政府的依存度提高，患上了“类国企病”。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帮扶适得其反，接连出现意外：杭州南望信息产业集团重组失败，台州飞跃集团重组陷入僵局。而这些民营企业早期的发展，均是有目共睹的健康而且快速。
因此，“全能型政府”已没有存在的理由。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机构精简，当然不仅仅是政府机构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要求政府在界定所辖权限和合法干预范围之后，探索“小”而“强”的政府管理模式，体现出高效率的行政和强大的执政力。
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圳的改革预示着一个小政府时代正在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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