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社科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吴奕新认为，金融业与其它市场化经营的行业存在本质差别。它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自监管者设置牌照造成的垄断利润，在中国，大量的金融服务价格都由行政管制，是超额利润主要来源。因此金融高管的才能与国家资源、政策之间是树苗与土壤的关系，不能脱离国情来大谈金融高管的薪酬。

天价薪酬遭到质疑

　　事实上，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的高管年薪“高耸入云”已成为行业的普遍现象。据统计，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深发展、兴业银行等6家上市银行中，2007年度年薪超过300万的高管人数超过20人，仅民生银行就有9位高管税前年薪超过500万。
　　一些网民强烈质疑高管天价薪酬的合理性。国泰君安百万薪酬事件出来后，在网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网民纷纷表示，中国券商的佣金收入，其暴利程度已超过开赌场。强烈要求降低佣金。还有网民表示，某高管6000多万元的年薪，相当于3000多万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两者相差太过悬殊。
　　“这不算什么，很多基金经理比马明哲赚得还多。”深圳一位刚刚入行的分析师刘星(化名)告诉记者说，金融行业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一些上市公司也表示，“高管高薪”是一种与国际化相适应的薪酬体系，能够激发高层管理人员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是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保证。

金融高管薪酬明显脱离了国情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吴奕新说，有关金融高管天价薪酬的现象，应该从客观上看待，前些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各个企业效益非常好，工资待遇也不断上涨，一些上市公司提出要跟国际接轨，金融高管的工资也“水涨船高”，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金融高管的薪酬水平显然是超出了正常的范围。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深圳的市长年薪也不过20多万元，金融高管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年薪明显脱离了国情。
　　吴奕新说，特别是眼下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和蔓延中，经济发展形势严峻，企业利润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出台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政策非常有必要。这对于投资者和企业员工树立信心、创造和谐公平的社会氛围是大有裨益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高管能够拿到高薪，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驾驭市场的才能，坚持创新，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因而获得比较高的报酬也无可厚非。对此，吴奕新认为，金融业与其它市场化经营的行业存在本质差别。它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自监管者设置牌照造成的垄断利润，在中国，大量的金融服务价格都由行政管制，是超额利润主要来源。因此金融高管的才能与国家资源、政策之间是树苗与土壤的关系，不能脱离国情来大谈金融高管的薪酬。
　　吴奕新说，应该承认，市场规则运行之下，建立激励机制未尝不可，但这需要构建两个前提，一是权责对等，激励机制是建立在企业效益之上；二是权力运行透明，不能一权独大。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在这两方面都处于失衡状态，一是权责不对等，一些企业明明亏损惊人，但高管照拿高薪不误；二是企业高管专权，自己给自己加薪，发放红利，自然易如反掌。

“限薪”应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取得平衡

　　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则对“限薪令”持保留态度，他认为简单地设定薪酬上限，可能会造成“一刀切”的问题。合理的薪酬制度应该与业绩挂钩，一些垄断型的企业确实应该减少管理层的收入，但不应该以减少薪酬为目标。一切应该以管理人员的贡献为依据，在承认岗位的重要性的同时，把岗位责任更加明确，并确定相应的难度系数，作为计量薪酬的组成部分。
　　在近日召开的深圳市国资国企工作会议上，深圳市长许宗衡、副市长张思平均在会上号召国企领导带头降薪。“现在美国华尔街的众多高管都在降薪，深圳企业的高层也应该有实际行动。”许宗衡在会上对国企高管提出了降薪的要求。他表示，今年深圳要进一步落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完善业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加强对金融类等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坚决防止脱离国情、脱离当前经济形势、脱离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
　　根据深圳市国资委的分析，从去年经营情况预计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平均薪酬水平要比上年有一定程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