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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11 作者:崔新生 来源:国际金融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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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尔街金融震荡揭开序幕时，有关资本经理的薪酬即成为众矢之的。直到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台伊始，第一板斧就杀向了视为“可耻”（奥巴马语）的受援企业。在这些企业中，不同层级的资本经理则是主要受益人。奥巴马希望华尔街与其共度时艰，但很显然：他参与白宫利益群体博弈格局过程中遇到了阻力。
弱国屈服于强国，不仅是财富较量，更是信用的博弈。而使金融震荡减震日趋平复的是建设国家信用，国家元首作为被一国国民推举的“经理人”，从哪儿下手能使日常事务纲举目张，是考量经理人经营水平的重要标准，奥巴马需要做的，或许是类似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焕发国民精神以带动国家迅速走出低谷，而不是对这些企业高管的薪酬进行所谓“限令”。
资本经理的薪酬激励，是与其所从事的职业分不开的。作为实体经济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薪酬奖惩，由于有对应的业绩特别是传统公司制严谨的财务制度约束，对其监督相对比较容易实现；而进行虚拟经济及对资本经理的薪酬进行限制，首先涉及到的是对虚拟的定价机制。资本经理首先是深谙财务陷阱伎俩，时刻以将财务回报做到让有钱人挤破门送钱来、而自己还要挑挑拣拣考虑要不要的人，在此“限令”，转眼间就在别的地方通过“合理”开支给补上了。可以说，越是层级高的资本经理，就越可能是财务方面“弄虚作假”的高手。
这或许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破绽，任何一个政策或政令性的小补丁，都不足以完全将其补漏。当市场经济从实体经济形态越来越向虚拟经济推进时，虚拟经济不仅仅掌握了实体经济的定价权，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虚拟运行体制。虚拟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成为泡沫经济，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再是分辨有没有泡沫、而是泡沫多与少包括多少泡沫才是合理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似乎已经完成了特定的历史使命，在解释虚拟经济运行体制及其特殊性方面日显笨拙。
资本经理是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造富者，同时也是资本市场的寄生虫。资本主义使一切向资本靠拢：资本即钱，资本化即资本经理。资本化是资本不断进行价格变化以导致其价值升或贬的过程，在价值与价格之间，就是泡沫的寄生层。资本经理，也因此成了“泡沫人”：经营资本市场、但绝对不是这一市场的管理人。
作为华尔街“擎天柱”的几大投资银行，就是一堆泡沫人的集合体，如同儿童科幻片中的海绵宝宝，几个“海绵宝宝”结成利益共同体，与政府即市场管理人进行对局博弈，或冲突或一致，直到达成最后的默契。
传统的市场经济及资本市场越来越漂移至虚拟形态时，资本的虚拟化首先面对的是人力资本的虚拟化，即智力资产的定价机制，如何在制度约束下随行就市；特别是技术创新作为虚拟经济的核心支撑，同样面临的也是其智力资产的虚拟定价，而这两者的资本化以及定价，则必须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这就使得一个虚拟的资本市场上，至少要承载技术虚拟的智力资产与人力资本这两种虚拟形态的定价功能。而最关键的是，资本市场所发挥的对实体资产的定价，也要首先经过虚拟的即“泡沫人”来完成：人出于极权的需要，资本成了实现其控制意愿的工具，资本强暴了市场经济，而不再发挥维持市场理性运转和优化市场品质的作用——这一切已经又一次实证了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基本假设。
尽管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都遭遇了资本经理的“薪酬门”，中国的“泡沫人”如国泰君安等所涉及的薪酬质疑则属于另一个范畴。在政策垄断的壁垒内，这些“泡沫人”在制造泡沫方面，既受惠于垄断又受制于垄断，对其进行虚拟定价并不困难。因此，建立一个相应的薪酬奖惩机制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有共同点，即如果仅仅以某种“限薪令”来作为解决手段肯定是徒劳的。在财务陷阱伎俩方面，中国的“泡沫人”比华尔街的“泡沫人”相比可以一拼。
（作者系中国基金论坛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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