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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02 作者:潘洪其 来源: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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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高管降薪成了一些企业应对经济寒冬的必然选择。据报道，上海市国资委有关人士透露，上汽集团、电气集团、锦江国际、东方国际集团等9家国有大型企业高层将带头降低薪酬，并缩减差旅费、会务费等开支，其中国企高管薪酬最高降幅将达到40%。
关于上海9家大型国企高管带头降薪的新闻，读来并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层的薪酬应当与企业效益挂钩，无论是由于经营不善，还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所致，如果企业的效益明显下滑，高管的薪酬理当随之下降。在美国华尔街，高盛、美林、美联银行等公司的CEO纷纷表示放弃去年的年终奖，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决定在2008年和2009年只领取1美元年薪。在国内，从去年12月起，一些中央国企也迈出了高管降薪的步伐，如国电集团高管降薪30%，武钢集团高层率先降薪50%，中铝公司高层计划降薪50%。民营企业三一重工更是采取大动作，董事长今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总裁的年薪从55万降至5.5万元。
不过，与国外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的高管降薪相比，国内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高管的带头降薪，多少还是让人觉得不“放心”。
欲使企业高管降薪的操作让人放心，首先需要高管的薪酬标准让人放心，因为先要有合理的既定薪酬标准，然后才能考虑降薪幅度多大、是否合理等问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的要求，企业需要建立专业尽职、有效运作的薪酬委员会和董事会，由他们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行业水平决定高管的薪酬标准，同时建立严格的、市场化的高管绩效考核机制，将高管的实际薪酬与绩效“绑”在一起，如果绩效表现差，实际薪酬自然“水落船低”，而无需通过行政监管手段或舆论压力“逼迫”高管降薪。然而，目前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普遍未能达到这个要求，国企高管同时还具有行政级别和公务员身份，他们的薪酬标准到底是如何确定的，他们即便降薪之后，仍然能有多少钞票进账，似乎都是难以言说的“商业秘密”。近几年来，就如何约束、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的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国资主管部门屡屡制定政策、下发通知，可谓不厌其烦、殚精竭虑，都很难说找到了治本之策。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上海9家大型国企高管带头降薪，或许也透露出了一些别样的信息。因为在去年9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决定改进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机制，按照“市场化、职业化”要求，加大经营者的公开选拔和市场化选聘力度，并取消市管企业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企业领导人员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这与国资委自2003年以来连续5年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但招聘上岗的央企高管仍然具有行政级别和公务员身份，因而对改进央企高管选拔任用机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作用不大，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上海国企高管“去官阶、摘官帽”的改革刚刚起步，完善企业治理机构、建立高管薪酬标准核定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的工作尚需假以时日，这次9家大型国企高管带头降薪，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主导的色彩（由上海市国资委透露9家国企高管降薪的消息，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还不能算是典型的市场化行为。
但是，改革已经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断没有走回头路的道理，只要坚持市场化、职业化的原则，推动国有企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使他们的薪酬真正与其经营才干、经营业绩以及经营风险相匹配，那么，无论他们在企业效益良好时拿到多么丰厚的薪酬，还是在企业效益欠佳时薪水降到多么可怜的水平，都能做到让国家放心，让市场放心，让公众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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