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湖北省外出打工人员中返乡人数已经达到了70万，虽然在1000余万的打工总人数中占有较小比例，但也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群，而且，并不排除返乡人数继续上升的趋势。
返乡潮的出现，不仅仅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衍生物，它还会对整个农村的发展产生影响。
并且，返乡潮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经验，方便我们从农民视角重新理解打工经济进而解读中国改革。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一直以来，由于城市中缺少吸纳大量劳动力的现代工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依附在土地上，谋取哪怕边际效应递减的农业生产剩余。新中国成立后，严格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进一步将农民限制在农村，甚至对一些进城人员冠以“盲流”的称谓。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并非出于简单偏见，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中，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大量劳动力是天然排斥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外资涌入，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蓬勃发展，对于需要大量简单劳动力的这类企业而言，中国的9亿农民正是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提供者。于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一系列限制农民权利的法规（典型的如收容遣送制度）逐渐被废除，而一系列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开始在许多地方政府中频繁地出台。
农民终于可以“顺利”进城了。“农民”仅仅成为了一种身份，因为他们中相当部分从事的是现代化的工业生产。问题是，农民的这种“工人”职业与真正的工人不同，他们往往要处在巨大的风险中。其一，农民工缺少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且时有欠薪担忧；其二，也是根本的问题，农民工大多工作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中。这类企业大都规模不大，并处在产业链条末端，产业利润低，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卷入世界市场中的这类企业就极容易受到重创，减产和裁员成为自救的重要手段。于是，作为市场风险的间接受害者，相当多的农民工在丧失工作机会以后，为了避免成为城市中的“无业流浪人员”，也为了躲避城市中较高的生活成本，他们只好收拾行囊重返家乡。
回乡固然是出于种种的无奈，但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好歹能为自己提供一个退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中的小农家庭不仅仅是情感得以慰藉的源泉，而且是他们积蓄力量、暂时躲避市场风险和危机的安全港湾。在各级政府眼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农民进城的放开成为了一种当下“政治正确”和不遗余力推进的事业，但应该与之并行不悖的是，为农民保留一个可以返回的家乡。然而，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一味地人为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不符合地方实际的城镇化战略，且正在摧毁农民得以返乡的经济基础。一旦家中的土地以各种发展的名义被侵占，村庄也因为城市化的推进而消失时，那么在整个产业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工在面临企业所转嫁的市场风险时，也将丧失最后的底线保障。
能够让农民自由地进城，又能让农民随时返乡，这样的城乡互动体制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总体稳定的重要经验。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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