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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1-24 作者:童大焕 来源: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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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金融风暴以及中国经济调整的影响，中国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被迫裁员，从10月份开始，不少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这引发了一些评论人士的思考。
我并不认为返乡农民会安静地退回故乡，回到男耕女织的生活中去。眼前的返乡潮，乃是因为工厂裁员正好赶上了年前，过完年后，用不了多久，大量农民工还是要回到城市去寻找他们的希望和梦。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农民进城运动，中国农民对城市的依赖已经远非从前可比，哪怕还有这样那样明显的制度歧视和壁垒，农民的命运，早已和城市紧密相连。从总体的收入上看，农民的收入中已经有90％来自城市打工；从文化上看，农民工在城市的文化生活固然贫瘠，但相比于乡村，城市生活仍然好比天堂。过去那种城乡完全割裂、“井水不犯河水”的时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每当经济不景气之时，许多人还是对农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农村当成浪漫主义的栖息地、避免社会动荡的大后方。任寿根教授在《东方早报》上撰文说：农民工返乡不是坏事，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政府应顺其自然。农民工返乡有助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缓解城市就业和其他社会矛盾；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增加中国粮食储备，增强中国在粮食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吴祚来先生在《新京报》撰文认为：农村是中国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大后方，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它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又以巨大的空间使劳动力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今天，是到了彻底放弃幻想、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在关注城市失业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把农村当成稳定的大后方，把田园牧歌当成诗歌一样的梦想天堂。我们正好应该借此机会，关注到早已发生而且仍在发生的、比城市失业更严峻的“故乡沦陷”的命题！无论是孙立平教授的“底层沦陷”说，还是孟波先生的《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熊培云的《我的故乡因何沦陷》、十年砍柴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潘采夫先生的《唉，我的故乡》、陈仓先生的《告老无法还乡》等文章，对此都多有涉及。那种命运的无常感、尊严的丧失感、道德的陷落感、希望的渺茫感以及生存空间的极度窒息感，非身临其境的人所能体会和感受。
每一条鱼儿都向往自由的呼吸，何况人乎？因此，越是经济不景气，越不能指望农村成为与世隔绝的天堂。此时我们所能做的，是开放胸怀容纳农民进城。诚如郑也夫先生在《贫民窟的必然性》一文中的深刻洞见或者说常识理解：大城市提供就业有小城市（和农村——作者注）无法匹敌的优势，大城市能容纳无数小工种存活下来。因为大城市的人口众多，只要千分之一的人有某种需求，就可以造就一个职业。大城市有这么好的就业机会，必然吸引穷人。所以大城市有“贫民窟”是必然的。你说“贫民窟”不好，他说可以凑合，因为能挣到钱，在农村可能住得比这宽敞，不是“贫民窟”，但没钱挣。（没钱挣就没法活，就是免费住高级宾馆也没有意义！——作者注）
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推行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出手要快，下手要重，不光对正规企业实施全面减免税费、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助方案，更应该将非正式就业提上国家议事日程，全面鼓励和支持城市乡村的非正式就业，让各种小规模、个体式的“地下经济”蓬勃发展。城市无主地上的贫民窟或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农民自建用于出租的简易房也应该允许存在。城市管理思路要全面转型，以保就业、保民生为重任。一切行政强制手段都应该以少扰民甚至不扰民为底线，把创造、发展的权利和自由还给民间和民众。
（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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