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出钱帮人耕了120多亩地。”10月13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浙江绍兴县钱清镇梅二村原村主任许宝成向早报记者说起10多年前的往事，多少仍有些尴尬。当时作为村主任，他不但不能抛荒自己的土地，每到春耕时节，为避免村里耕地抛荒，他只好花钱雇人替那些不愿种田的村民耕作。
    避免耕地抛荒是绍兴县当时考核村委班子的一项内容。
    许宝成是浙江经济发达地区常见的“富人村官”之一。如今，他早已放下手中土地经商。2006年初，一个“现代农业观光园区”租赁了他们村70％土地，作为回报，每个村民每年能得到300斤粮食。
    这种情况被绍兴官方称为“土地流转”。绍兴县各级官员有一个共识:在确保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稳定村民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鼓励搞活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据绍兴县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统计，目前全县共有5.4万余户农户把9.3万亩土地交给652户种养大户承包经营，流转率达40％。

“吃饭”土地成“包袱”

    “10多年前，种田就对我没有经济上的意义了。”许宝成说。这或许正是“土地流转”在绍兴县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悄然试行的内在动因。
    当地有一个“吃饭”土地反成包袱的典型故事。该县王坛镇南岸村村民李品海在外做木工，家里1.5亩水田由妻子照看。2004年秋天，正在云南务工的他突然接到妻子电话，妻子说身体不好，又叫不到人，稻谷没法收割了。“总不能让成熟的稻谷烂在田里。”李品海心一横，从云南坐飞机回去收稻谷。“李品海不划算的做法在南岸村不算新鲜。”南岸村村支书陶国强说，全村1301人，劳动力836人，其中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达520多人，剩余的劳力多为妇女、老人，每当农忙时节，李品海他们就不得不为承包田支付更高的费用。“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56岁的陶国强十分忧心，他认为农民必须从土地里解放出来。
    于是，土地流转率先在民间出现了。
    据绍兴县农办副主任尹伟梁介绍，1986年、1987年前后，以轻纺、五金为主的乡镇工业体系逐渐在绍兴县崛起，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转移，种田的经济意义逐渐消逝，出现了进乡镇企业的工人不愿意种地、土地抛荒的情况，土地民间自发流转随之出现，且大多为非赢利性。
    2003年以后，浙江省政府进行粮食体制改革，使得土地流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尹伟梁说，他们今年计划通过财政补助形式，鼓励农村进行股份制改革，加快土地流转。据他介绍，绍兴县有些村庄，土地流转率已达到100％。

政府奖励股份合作化流转

    “土地流转实际上首先是在民间自发进行的，县政府在引导时，只强调了两点:一是不能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二是流转必须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中介。”尹伟梁透露，该县土地流转出现的形式包括:返租倒包，村集体在征得农户同意的情况下，集中土地，付租费给农户，再发包给专业户、工商业主；租赁承包流转，集体所有的机动田租赁给工商业主；转包，农民与农户之间转包；土地置换，有的农户不愿放弃土地，发展效益农业用地要连片，就换到别的地方等。
    “承包土地的租金一般用现金支付，有些村的农民甚至考虑到了通货膨胀因素，同时，家庭人口变动等要素也在土地股份制改革中得以显现。”
    为对此进行规范，绍兴县农办、县民政厅、县财政局今年联合颁布了《2008年绍兴县农村新社区建设政策实施意见》，出台财政奖励560万元政策，鼓励实施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施农田规模经营。而其模本即是该县首家土地股份合作社——王坛镇南岸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去年9月该县在王坛镇南岸村试点土地股份合作化流转，按“民投资、民管理、民受益”原则，440户农民以每亩承包田折算为1股，成了股东。合作社引进经营大户，建立了该县南部山区最大的蔬菜出口基地，农户不用下田干活，每年按股权保底分配就可得到每股500元的红利，年终按效益再次分红，外出务工有困难的劳动力还可在家门口企业挣工钱。
    绍兴县计划通过5年时间，成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100个，使全县规模经营面积在20亩以上的经营大户达1500户以上，其中100亩以上的经营大户达200户，规模经营耕地面积占总承包面积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