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2008-09-19 作者:黄庭满 来源:经济参考报 |
|
|
 |
|
（图片来源：新华社） |
引子：划时代飞跃
一个国家，在两千多年时间里，虽经多次动荡、外来冲击和变革，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在30年里，一个觉醒却让她走出了很长一段路程。
海外史学家、转轨经济学界把这两种现象称为中国现代化课题中的两个“谜题”。
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只见朝代周期性变更，却没有演进到新的社会形态，生产力始终停留在农业生产工具的简单改进层面，没能孕育出更高生产力，向工业文明转型，走向现代化；
一个是：1978—2008年，中国用短短的30年实现了一个从颓败到中兴的划时代飞跃，迅速踏上现代化道路。30年，经历了欧洲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30年，经济保持年均速度近10%的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生活，正向全面小康迈进。
这的确耐人寻味。这样反差鲜明的两种历史事实，究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或许可以这样解开第一个“谜题”。封建社会奉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轻视科学的作用；视工商业为“末业”，实行重农抑末政策，并通过专制制度强化统治基础，形成了对土地强烈依赖的保守型社会特质。这些特点未因朝代更替而改变。这样，尽管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对外贸易，但注重发展朝贡贸易，“宣扬天威”，没有发生上升为市场调节的商业改变，阻碍了民间商人资本独立性发展。明朝中叶以后，当西方国家爆发工业革命时，统治者对这一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浑然不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国内开始萌芽的商业资本投向生产领域的新生产方式无法借助市场力量快速发展，错失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发展机遇。
而成就第二个“谜题”的则在于这样一个伟大觉醒——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国“要跟上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作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终于推开尘封已久的大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革命性征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对世界开放转变。
不可否认，对每一个“谜题”，人们可以提出多种不同角度的解释，但至少能形成下面四点共识：1、生产力是人类历史纵向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发展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必须确立市场调节机制，发展先进生产力；2、交往是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必需前提，世界的普遍交往是人类交往的趋势。任何国家要发展，闭关自守不可能，必须向世界开放；3、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价值核心，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必须确立人民主体地位，调动整个社会积极性和创造性；4、因自然、历史和环境等因素差异，不同民族国家的“存在性差异”和“发展性差异”客观地存在，必须确立国家调控机制，把借鉴和独创结合起来，使发展既能符合国情，又能与时俱进。
今天人们更应该重视这些共识性结论，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还要由此奔向未来。
2008年，中国又站到一个新的历史与未来的结合点上。中国再次提出将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以此告诉世界：30年的巨变远不是结束。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中国也将由此进入更稳定更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新阶段。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发展常识的回归
先进生产力是牵引人类社会前进的强大引擎。然而，这一常识性真理却长期被我们忽视，许多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要求的人类文明成果，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独有特性而拒之门外。
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对这一发展常识的回归，都伴随着旧体制的革除和新体制的建立：紧密结合先进生产力最新发展的实际，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
历史首先记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30年前，这个村18户、21个终年在土里刨食的农民，因渴望摆脱饥饿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按下鲜红手印，定下“生死文书”，冲破人民公社体制束缚，搞起“大包干”。开始，人们以为就是一个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但实践很快就告诉我们，这是一场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革命。农民的生产经营有了自主权，人民公社制废除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又那么合乎逻辑。
一场变革图强的新的伟大革命，就这样拉开了。而改革再也不是个人的孤立冒险，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
1978年，鲁冠球把村里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做了“战略调整”，集中力量专业化生产汽车万向节，走向了全国市场。四年后，这位“能人”又悄悄搞了产权改革，以责任承包方式成为全国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权力的“凤毛麟角”人物之一。30年后，鲁冠球掌舵的万向集团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标本式企业。
万向集团的成长就是因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带来的。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在经济活动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至1992年，破除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教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从而打破了阻碍中国发展的体制坚冰。
市场经济是西方国家的发明。计划经济是前苏联的发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在全球化环境中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绝无仅有的壮举。
中国懂得了要参加“国际大循环”。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融入全球化的方针并举，人们已经看到这个尚处于完善时期的“新发明”的旺盛生命力。从走向世界，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从立法到管理，世界通行的规则形成一个倒逼机制，有力推动国内各项改革，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资金是所有生产最原始的动力。利用国际资本发展区域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起步的通行做法。
改革开放初期，四个经济特区很快在广东和福建建立起来，使命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国门打开了，资本就来了。
1994年以“知天命”之际出任摩托罗拉(中国)总裁的赖炳荣，作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先行代表人物，第一次通过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四大发展战略，即“投资与技术转让、管理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合资企业与合作项目”，提出跨国公司中国“本土化”的“双赢”概念，深入与中国商业进行融合，由此引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涌入中国的大潮。
有的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迁到中国，有的把中国当做生产基地，有的则是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统计显示，1978年至2007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78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而通过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民族企业的自身竞争力。
中国懂得了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发展工业文明，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是优势。亿万农民从乡间汇入城镇工业化洪流，使中国发展成了“世界工厂”。
两年多前，一个名叫萨拉·邦焦尔尼的普通美国家庭主妇做了一个“没有‘中国制造’”生活实验：全家一年不采购任何“中国制造”的商品。结果发现：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一团糟，代价越来越大。
中国懂得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科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78年，中国号召科技界“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开启“科学的春天”，科技越来越发挥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这一点，只从下列壮举中，就能得到印证：建成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三峡工程；修建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铁路——青藏铁路；2003年和2005年，先后两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2007年发射首颗绕月探测卫星等。而推进以制造业信息化为代表的国民经济信息化，正在谱写着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人民是主体：开启发展进步的动力源
这是两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实图景：一幅是，农民、个体户、企业主、官员、学者、艺术家以及打工仔……，全体人民一起站到改革开放的舞台，在现代化大道上自觉投入地迅跑；一幅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体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与中央政府一道，举国上下，共筑起万众一心的“救灾长城”。
这是一幅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常见图景：许许多多或大或小的改革，无一不是皇权贵族的宏大叙事，是权贵发动的为权贵的改革，大都以失败告终。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长期受到压抑的人民群众喷薄而出巨大能量，推动当今改革开放旅程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民群众爆发出感天撼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克时艰的呢？
又究竟是什么神秘力量，主宰着中国历史上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的呢？
答案其实并不神秘。人类社会历史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是追求生产力充分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历史实践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看能否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并将之团结起来。
如同当年革命首先要解决革命的主体力量一样，今天，发展中国同样必须有持续、稳定、巨大的动力源泉。
中国认清了民族复兴的主体力量。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围绕人的因素展开的：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标准，主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途径、结果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在这种价值观下，人民群众就被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就为发展开启了排山倒海般的创造伟力。
“改革开放的天，是人民的天。”
思想自由法则真正复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束缚是人的最大束缚，改革开放就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解放思想就是解放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倡导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实事求是精神，肯定了个体的价值，激发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活力。
与此同时，经济自由法则最终归位：告别个人崇拜，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市场经济是人自主参加生产、直接参与交换、自由选择消费方式的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认，激活了创业意识、参与意识，变“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
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日趋完善，使人治办法走到尽头，由此人们的自由平等空间得以增进。明确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写入宪法，《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等重要法律制定，释放了人民自主平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对智力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重视，使人走出了愚昧，成长为现代公民。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知识分子开始有尊严地做人、做事，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各种文化思想广泛传播，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同时，也使人自身素质获得了大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适应公民参与政治社会生活诉求凸显的现实，不断创新布局和机制，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利。公平、正义、民主、平等、参与、表达——这些价值观的高扬，为汇集改革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带来新气象。
从“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到政府部门开门纳谏、“开门立法”，作出重大决策时实行社会听证和公示制度；从代表委员网上开“博客”汇集民意，到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都是突破以往的惊喜表现，形成了“官意”以民意为依归、民意与“官意”良性互动的理想发展状态，也对整个社会的群体心智启迪与价值观重塑产生看似细微实则重大的结构性影响。
改革开放30年，不仅是国家生命力迸发的30年，更是个人生存空间得以扩展、个体权利观念得以舒张、个人改造社会能力崛起的30年，因而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人民群众从社会变迁中真实地触摸到了民族的幸福，真实地触摸到了自己的幸福。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