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6月19日发改委下发电煤限价令一月有余，电煤价格反而上涨22%。7月24日，针对电煤价格不断攀升的势头，发改委下发煤炭限价二道金牌，明确要求秦皇岛港、天津港、唐山港等港口动力煤平仓价格，不得超过6月19日价格水平。对于发改委再次限价，浙江能源集团某负责人表示，“不敢寄予太大希望”。他认为，限价令并没有疏导，反而加剧电煤的矛盾，而未来的煤炭价格仍然会继续上涨。（《新京报》7月25日）

　　限价令没有平抑电煤的价格，反而加剧了电煤的矛盾，这显然有悖于发改委的初衷。发改委第一道限价令出台后，电煤价格仍然上涨超过22%，说明发改委的限价令根本没能遏制住电煤价格的上涨。作为限价令的发布者，发改委应该保证自己的限价令落到实处。因此，发改委应该找出限价令未能执行的原因，并加以督促、落实，保证限价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但是，发改委对第一次限价令的“失效”似乎并不怎么在意，不是去分析限价令受阻的原因，采取对策，而是又出台了一个限价令，听起来让人感到好笑。无法兑现的“限价令”只是一纸“空头支票”，就是下发一百道限价令，其效果也等于是零，难以遏制电煤的上涨。
　　发改委第一次限价令之所以失效，一个原因是国有大矿的出厂价虽受到严格控制，但一些未受监管的小煤矿的价格却水涨船高，导致电煤价格突破了发改委的限价底线。而流通环节的价格，大煤炭企业根本无法控制，这就让发改委的限价令打了很大折扣，直至完全失效。可见，限价令不应仅仅针对国有大矿，还包括那些未受监管的小煤矿；限价令也不应仅仅针对煤矿企业，对流通环节以及销售终端，价格都应该予以明确。遗憾的是发改委是“顾头不顾尾”，只对煤炭源头进行价格干预，不对中间及终端环节进行监管，直接导致了限价令的失败。
　　今年以来，我国接连发生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两场灾难，受其影响，给煤炭生产、交通运输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导致电企用煤吃紧，加剧了我国今夏的电力缺口。为了保证电企生产用煤，发改委要求一些煤矿复产，并针对电煤下发了限价令。而在发改委下发限价令之前，一些省份就对煤炭价格进行了临时干预，山东省政府在今年6月出台干预煤价措施，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供应，同时要求所供电煤在6月价格基础上每吨下调10元。湖南省规定已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并明确了电煤交易价格的，在合同价格之外每吨征收了35元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就不得再以任何名义加价。对未签订长期供货合同电煤、煤炭生产经营的企业，在今年5月19日前与省电网统调火电企业结算价格的基础上，除按省政府规定价外加收每吨35元煤炭价格的调节基金外，不得提价。而另一煤炭大省陕西省也表示要求电煤不涨价。这些省份对煤炭价格的干预，让发电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电煤从煤矿到发电企业，还要经过运输等环节，虽然煤矿执行了限价令，但是，到了发电企业那里，价格却又发生了变化。发改委的限价令就这样被“改写”。
　　笔者以为，一个政策的出台，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还要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严格监督，保证其执行，否则，一切只能变成空谈，政策的效力和严肃性就会大打折扣，政府的威信也会受到影响。对于发改委的第二道限价令，笔者不以为然。既然第一道限价令未能起到限价的作用，那么，第二道限价令还能有多大效果？发改委的当务之急，是严格落实第一道限价令施行，如果第一道限价令存在政策漏洞，应该进行补充弥补，对于违反政策的，进行监督处罚，确保限价令的效果，而不是急着再去下发又一道所谓的限价令，因为无法兑现的“限价令”只是一纸“空头支票”而已，不会起到任何震慑作用，请发改委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