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曾被世界银行誉为“成功的发展故事”，其重要的标志是中国为人类发展的减少贫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贫困人口数量正在急剧减少：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数4.9亿，占世界总数比重的42.6%左右；到2004年已经下降至1.28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按照日人均收入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比重的13%。
　　但是当记者来到越南采访时方知晓，越南减少贫困更胜于中国一筹：虽然减少贫困人口绝对数小于中国，但是其减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则高于中国。1988年，越南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总数的75%，2006年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2%。
　　自从越共六大(1986年12月)开始实行经济革新政策(Doi Moi)之后的2001年到2005年，越南成功完成减少贫困和消除饥饿的目标，也就是说越南贫困发生率下降的幅度或者速度，相当于中国的3倍！这不能不令人吃惊。
　　最具有越南特色的是，越南的革新在保证效率时更兼顾了公平：宏观数据显示，越南多年来呈现高经济增长态势，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像中国一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呈现一种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模式。
　　越南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使得其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为什么越南在进一步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包括对外开放时，它的公平程度相对高？

平稳的基尼系数

　　贫困是全球性现象，它发生在每一个社会，没有国家能幸免，任何地方的贫困都会对繁荣构成危害。
　　由越南社会科学院(VASS)分析预测中心、劳动、荣军和社会事务部(MOLISA)、劳动科学与社会事务研究所(ILSSA)以及规划与投资部经济管理研究中心(CIEM)参加的研究团队，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全面的图景。
　　从国家层面俯视越南减贫与不平等：从1993年到2004年的第四次家庭调查数据显示了越南卓越的减贫工作。基于人均消费的贫困发生率已从1993年的58.1%降到2004年的19.5%，在过去的十一年下降了38.6个百分点。到2006年，贫困率进一步下降到17.2%；从绝对数看，1993年到2004年间，有2400万人摆脱贫困，大约一半于1993年至1998年的五年时期脱贫，另一半是在1998至2004年的六年间。
　　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通常把0.4视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如果我们看一下越南的基尼系数，无论从全国的数据还是农村的或者是城镇，其基尼系数都低于中国。越南人均支出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34上升到1998年的0.35，2004年为0.37。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或者是在革新时期内仅表现了适度的上升。“越南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是0.34上升到2004年的0.37，虽然有所上升，但是上升得不太厉害。而它的社会发展的指标来说都非常好，比如说入学率都在95%以上，农民不仅有自己的土地权，还有自己的财产权。有了财产权以后就能够抵押借款以发展生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王燕对记者说。
　　相比较中国的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基尼系数为0.16；2003年已经升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在2005年达到0.47。
　　另外，越南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绝对差距用最富有的20%和最贫穷的20%来代表，虽然这一差距持续加大并相当可观，但是比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范围要小得多。1993年，越南最富有的家庭人均支出是最贫穷的家庭的5倍(200万盾比40万盾或者以1993年1月的价格计整整相差160万盾)，这一比率在2004年也仅升至6.3(550万盾比90万盾或者以1993年1月的价格计整整相差460万越南盾)。
　　越南快速经济增长和迅速减贫之间相对强的减贫模式，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许多高速增长的国家，穷人的收入增长从未超过平均增长水平。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而越南不仅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也创造了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利于穷人的增长”奇迹！这一结果改写了减贫率与增长率不可能相等，更不要说减贫率大于增长率的预言。
　　在越南胡志明市(西贡)新世界酒店，十分熟悉中国和越南发展情况的世界银行学院高级经济学家王燕对记者说，假如中国收入不均等越来越厉害的话，一个百分比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就会越来越小。
　　她说：“中国改革初期减贫很快，特别是1984年之前，大部分农民脱贫是在1985年以前完成的。但是中国到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3年之后脱贫的速度就下降了。就是说，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减贫速度的曲线基本上是平的，减贫效果大不如之前。但是越南的情况不一样，一个百分比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率很大，贫困人口曲线急剧的下降。”

公平秘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毫无疑问，消除贫困或者持续的大幅度减贫在没有较高的人均GDP增长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越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相对快速且持续的增长，1993至2004年间，越南GDP年均增长7.7%，人均GDP年增长6.2%，这是越南迅速减贫的主要推动力。
　　但是现在几乎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大多数人已经放弃“GDP的增长能足以减轻贫困”的观点。因为曾经被推崇的“滴漏理论(Drip-Down)”在实践中几乎没起过作用，“滴漏效应”不仅与富人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更像是富人大餐之余留给穷人的残汤剩饭，而且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平均的增长。
　　从统计角度来看，专家们从技术上将下述两种减贫效应区别开来：一种是在收入分配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增长变化而带来的减贫效应；另一种是由于收入分配变化而带来的减贫效应；在实践中，越南不仅保持增长贫困弹性系数的不断提高，而且不断地改善穷人的分配方式，这是越南能够实现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
　　越南是如何做到成功实现利于穷人的增长的呢？又是如何做到让经济增长更直接地使穷人受益的呢？为什么越南经济增长带动减贫的指数会放大？它的政策原因是什么？这要归功于越南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公共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
　　世界银行专家王燕对记者说：“越南的税率是累进制，就是说，越穷的省份越穷的人得到的财政支出越多。越南的财政转移收入的分配对减少贫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的财政转移收入的分配使越穷的省份得到的越多；而中国在1994年财税改革时，为了照顾各省的利益，采取的是按基数法计算，税收收入越多的省份中央财政返还的也越多。所以造成了公共支出的分配不均。”
　　所谓累进税率，就是对同一课税对象，按其数额的大小，划分若干等级，不同等级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课税对象的数额越大，税率越高，就叫累进税率。累进税率的优点是调节收入、调节利润的作用较强，能适应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体现纵向的公平。王燕强调补充：“这是中国值得向越南学习的地方。”
　　越南劳动、荣军和社会事务部劳动科学与社会事务研究所阮兰香给出两张表，显示越南贫困人口与公共支出的对应，说明贫困率和地区间净转移支付的积极联系，相对发达的地区是财政净贡献地区，而贫穷地区则通过中央政府接受财政援助。
　　以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为例，这里是越南最富饶和最发达地区，该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0.9%，贫困人口占全部贫困人口份额的17%。我们从表4可以看出，从1999年到2004年，这个地区成为中央预算净贡献者，从1999年的598越南千盾上升为2004年的1150越南千盾。而贫困人口最多的北部山区都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获益最大的地区。其中西北地区从1999年的453越南千盾，上升到2004年的1431千越南盾。五年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了3.1倍。
　　“这些转移支付包括国家减贫计划项目——国家消除饥饿减少贫困项目(HEPR)和‘135’项目的支出，大约占GDP的2%”阮兰香说。
　　对已经走上一条高增长路径的国家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再分配政策，其中是观察在社会发展领域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教育部门在公共支出上获得了不断增长的高份额：花在教育上的预算份额从1994年的14%上升到2005年的18%，达到了占GDP的5.6%，高于亚洲3.8%平均水平。投入在小学和初中上的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53%。
　　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健康保险责任范围也在增长，采取在贫困地区提供免费卫生保健卡这样积极的再分配政策，相当有利于贫困人口：表五显示，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或贫困人口，2004年贫困率为19.5%)的健康保险覆盖率已经翻番，在五大收入群体中排在第二高的位置，甚至高于总体平均值37.56%的4.16个百分点。
　　越南政府正在通过推行尤其针对贫穷公社的计划项目(常指“135”项目)，向这些地区提供基本的设施(村庄电气化、道路、学校、卫生所、小规模灌溉、集市、清洁水)。来自越南国家民族委员会项目报告估计，已经有90%的贫穷公社可以用电，有广播站、小学、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小型灌溉设施；有97%汽车路直达公社中心；100%的公社有卫生所；100%的公社有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