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战略性调整将趋向于亚太地区。目前亚洲诸国举国之力竞相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本质上是对下一轮发展中经济制高点的争夺，是其国家战略的集中体现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面临外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态势下，其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需要加大战略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步伐
    ●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已体现了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新模式。现在需要进一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干预效果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倾斜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已取得重大进展，在规模、效益、监管等方面在亚洲名列前茅，被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评为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两个亚洲城市之一。然而，在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中，不断呈现出来的新态势及其新模式使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意义更为突显，需要加以准确把握和抓紧实施。

    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战略性调整趋向于亚太地区

    到2006年底，全球金融资产已达到16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7%，是1995至2005年间年均增长8%的两倍。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量约为全球GDP的3.5倍，每天的平均流量高达115万亿美元以上，约为全球每天平均商品贸易额的50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新变化就是全球金融资产持续增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比例不断扩大，产生了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需求。
    尽管从地区结构来看，目前全球金融资产呈现非均衡分布（2006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总共占了全球金融资产的73%），但在全球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份额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日益突出。在过去的10年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一倍。其中，我国金融资产的增长贡献率占到新兴市场国家的1/2，其规模达到8.1万亿美元，约占新兴市场国家总额的1/3。因此，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交易需求，正引发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性布局的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从历史上看，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战略性布局调整往往是与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相一致。例如，工业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转向英国，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重心转向美国，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崛起。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经济、印度经济、东盟经济、东北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突出表现，使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已成定势。从这一意义上讲，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战略性调整将趋向于亚太地区。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意义更加突显

    在这种背景下，亚洲诸国纷纷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除了新加坡通过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争取国际金融中心一席之地外，韩国的首尔和印度的孟买都计划到2020年建成与伦敦、纽约并驾齐驱的全球金融中心。阿联酋的迪拜则借助于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和大量的石油美元，也在通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济来讲，主动迎接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战略性调整，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非常迫切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的实体经济已达到相当规模，2007年GDP总量已超过德国而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达到15282亿美元。据统计，我国的虚拟经济总量是实体经济总量的2.38倍，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虚拟经济总量分别是实体经济总量的5.4、6.5和5.2倍，显示出我国虚拟经济尚有巨大发展潜力，对金融服务业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求日益迫切。
    更为重要的是，在东亚地区，中国已日益成为新的经济集成国家。在亚洲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990年的18.7%上升到2004年的58%。而且，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中国在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新加坡的最大出口市场，并成为东亚制造业网络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同时，人民币的升值不仅促使亚洲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增加，也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势货币雏形显现。这使得中国形成以本币和外币共同计价为特征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可能。
    国际经验表明，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改善国内金融服务水平、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参与金融资产及能源金属等大宗产品定价权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亚洲诸国举国之力竞相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本质上是对下一轮发展中经济制高点的争夺，是其国家战略的集中体现。
    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面临外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态势下，其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需要加大战略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步伐。也就是，要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总体部署和进程中来考虑，对全国金融业发展布局和金融资源配置进行统筹协调，举全国之力切实解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问题。

    国家干预、政府主导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崛起和发展的新模式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来看，强大的国家经济、完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国家的货币地位、法治环境、金融开放程度、专业人才资源等都是促使国际金融中心崛起和发展的积极要素和基本条件。同时，政府的积极干预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放松管制，提供宽松自由的经营环境；二是提供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促进政策；三是提供有效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都加大了政府对本国金融业支持和引导的力度，尝试积极干预对国际金融中心的扶植和整合，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而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亚洲新兴经济国家，都是通过国家干预和政府主导来实施大力推进的。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也已体现了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特别是设立央行上海总部、批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措施。现在需要进一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干预效果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倾斜上。
    在这方面，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它们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都由中央政府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或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扶持政策，形成了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具体操作的推进机制。韩国成立了中央政府主导的首尔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进委员会，由财政经济部作为具体执行机构，并在整合与取代现行的证券法、期货法、资产管理法等八部法律的基础上出台了《证券市场和金融投资服务法》，将于2009年正式实施。印度成立了由财政部主导的孟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级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已完成了《将孟买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报告，提出了阶段性目标及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的立法建议，倡议尽快开放资本项目、改革相应税制和改善金融法治体系等多项措施。阿联酋设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由三个独立部门管理，即负责基础设施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局、负责监管的迪拜金融服务局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并采用了英国的金融法律体系，采取了高度自由化政策，如100%外资的企业、零所得税和营业税、无外汇管制、高标准和透明的操作环境等。
    总之，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谋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国家的力量来统一研究协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形成共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合力。
    （周振华 郭爱军,作者分别为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