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4.8万增加到2009年的531万，高等教育的质量也有所改善。那么，在未来高等教育的质量能否更快得到改善？能做些什么来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
　　通过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我们观察到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商品及服务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让这些企业拥有自主决定权，并允许所有企业参与竞争。这些基本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提供教育服务的高等院校，这些原则在今天的其他国家以及在1953年实行前苏联计划体制前的中国都得到了成功实践，并且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中国的中小学中得到实行。对大学的严格控制来源于计划体制的需要，但当我们决定建立市场经济时，这种需要已经不存在了。
　　依照大学教育管理中分权式决策的原则，可以发现，大学管理与现在的企业管理存在以下差别：
　　大学行政人员还没有像国有企业经理一样拥有充分的自主决定权，还不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从学生和教职员工利益最大化并促进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进行管理。他们现在的很多决策都受制于教育部的各种规定或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这包括：1）在不同项目上如何分配现有经费；2）不同专业招生规模，如MBA学员的招生数量；3）教职员工规模以及学校设施的大小及选址等。自主分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用于不同目的，是任何管理能够正常运作的基础。给予大学管理者自主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比远在教育部的官员更了解大学的实际情况，从而能够更好地为大学师生服务。
　　对于在校大学生，我主要想提以下几点：1）在接受1到2年的大学教育后再选择专业的自由；2）选择更多的选修课，以扩展自身教育的自由；3）由于花大量时间上课，他们缺乏足够的独立思考时间。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各种产品的生产指标已被事先设定，相应的，针对特定产品的生产也就需要有在不同领域接受特定技术培训的工作人员，因此为不同专业设定招生配额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市场决定生产什么，人们自己决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所以也应该由供求状况来决定不同专业的学生数量。
　　对于教职员工，我想提以下几点：1）无需经教育部批准，即可参加国外学术讨论会并获得相关研究的自主权；2）在建立了合适的接待机构的前提下，可自由访问内地、香港和台湾其他大学的权利。不过这应经过学院院长或部门负责人的批准，因为院长有责任向学生提供课程，不能允许有太多的教师在同一时间缺席。
　　现在来谈谈大学之间的竞争。在何种程度上大学的学费可以由学校自己设定？我觉得不应该对大学获得学费定价权后会向学生收取过高的费用过分担心，因为竞争的存在会促使大学努力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佳的教学，以吸引最好的学生。和白领、蓝领工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老板一样，学校的教师也应被允许自由选择学校，这将允许每个教授可以在最重视其服务价值的地方进行工作，他可以选择最佳的环境以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个人能力也能更好被用于教学和研究。
　　在中国，一些人可能仍然受到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时代观念的影响，没有充分理解市场化改革中供给和需求的力量，是如何改善了中国经济中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供应状况的。在高等教育的例子中，自治的大学，就如同自治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能最优决定提供服务的种类和方式。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将确保其所提供的服务能够物有所值。毫无疑问，一些大学的水平会低于其他大学，但他们却能为本来无法获得大学教育的人提供服务。从这个方面来讲，人们就不会对大学设立并经营独立的分院校这一行为持批评态度，因为其存在本身就说明对它们提供的服务是有需求的。没有这些院校，很多学生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人们通常也能够了解到这些学校的质量和它们所颁发文凭的价值。
　　在中国，教育政策是一项复杂的课题，本文仅讨论了大学教育。即使就大学教育，也并未讨论整体的大学教育政策和教育部应该担负什么样的重要职责，而仅是建议应该和对待国有企业一样给予大学自主权。
  　一旦国家领导者清楚地看到这种过时的高等教育政策和成功的国有企业政策之间的鲜明对比，我预计在当前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光明前景下，大学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发展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