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苏丹红、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等等令人震惊的产品之后，“地沟油”又隆重登场。其实，地沟油的生产、销售已是一个至少有20年的行业。变化仅仅是，随着整个社会物质消耗水平的提高，这个行业的产值随之膨胀了很多，有更多地沟油走上了更多人的丰盛餐桌。
　　太史公早就表述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数人，从大酒店餐厅的经理，到厨余垃圾收购商，到油品销售者，再到餐馆经理，卷入这个庞大的地沟油生产链条，就是为了一个“利”字。
　　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消费者对“利”的追求，推动了这整个链条的运转：像水煮鱼这样的菜品制作，需要大量用油。餐馆为了吸引食客而尽可能压低价格，一盆水煮鱼只卖十几二十元。当然，对如此喜欢价廉物美的顾客，餐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地沟油。
　　地沟油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人们普遍的生活状态最佳象征：社会上所有产品都是低价格、低质量的，为的是相互满足无尽的物质欲望。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怀疑，尤其是过去几十年猛烈的文化破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个社会已经丧失了精神的维度。生活就是追逐物质的享受。对自命为精英的人来说，这物质主要是权力；对普通白领来说，这物质就是名牌消费。但所有这些人都不拒绝口腹之欲的满足。
　　也就是说，所有人具有强烈而直接的物质欲望，在这种欲望驱动下，大家在一个迅速发育起来的商业体系中相互制造和满足无尽的欲望。这个商业体系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它的生产效率确实非常之高，因为，大家都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没有心肝，又彼此都是陌生人，所以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都可以轻轻松松地做到无所顾忌，不会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来降低造假制劣的效率。
　　由此，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相互伤害体系：你在我吃的辣酱中加苏丹红，我在你家孩子喝的奶粉中加三聚氰胺，他又在大家都进的餐馆中使用地沟油。作为生产者、销售者，每个人在清点自己的账目时都十分高兴，因为通过使用廉价“原材料”，自己在竞争中获得了优势，争取了更多消费者，赚到了更多利润。
　　大家如此交换、合作的经济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在中国，几乎所有产品价格都十分低廉，低廉得根据常识几乎无法相信，比如，一盆水煮鱼只要十几二十元。如此低廉价格让所有人的物质欲望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于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幸福，越来越幸福，甚至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奇迹时代，而有一种顾盼自雄的骄傲感。
　　不过，我仍然想把如此高效率的欲望满足体系称为“负经济”体系。因为，生活在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在收获超常规欲望满足的同时，又会成为被伤害者。每个人一旦作为消费者，立刻会发现自己处于防不胜防的可怕位置。从衣、食、住、行，到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几乎到处都是陷阱，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让自己撞上。因此，这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也许不会经常愤怒，但肯定经常处于惶恐、焦虑、不安的感觉中。这种负面感觉每时每刻在抵消着他从价格低廉的物质供应体系中获得的幸福感、满足感和骄傲感。经济学上说，“经济”的本质就是高效率地生产增加满足感的手段，则如此一个高效率地产生不满足感的体系，当然就是负经济体系。
　　遭遇伤害的人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会愤怒地讨伐别人，讨伐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反省自己。但其实，几乎所有人都促成了这个相互伤害的负经济体系的出现，维系了它的运转，或者是有意地，或者是无意地，或者是积极地，或者是消极地。
　　这个负经济体系当然具有诸多社会后果，比如恶化社会成员对他人的态度，人们彼此信赖的那种共同体感觉趋于淡薄以至消失。对他人，人们只有怀疑、防范、怨恨乃至愤怒。武汉火车站曾经的大幅标语就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写照：“不要相信陌生人。”
　　然则，中国人有可能走出这种相互高效率地伤害的负经济体系吗？当然有可能，但难度不小。最大的障碍就在物质主义精神本身。常有人相信，只要社会有更多财富、人们更有钱，一切就都会好起来。这是把致命的病毒当成了救命的良药。
　　归根到底，能够相互提高福利的经济体系，乃是人之作为完整的人的高贵精神追求的产物。当人把自己降低为纯粹物质的存在，他就只配得到负经济体系。结束负经济体系，必得每个人放弃物质主义信仰，哪怕只放弃一丁点，不再只安于、陶醉于、骄傲于物质主义欲望机器的角色。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