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8日，国新办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工作情况举行发布会，发改委主任朱之鑫就2020年我国教育事业的前景问题作出回答。他说，到了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将比目前翻一番。目前我们有大学学历的是9830万人，翻一番就是近2亿人，2亿人口具有大学学历，在全球将是一个怎样的概念。(2月28日 中国网)

　　教改纲要的蓝图可谓宏伟，在2020年拥有将近2亿的大学毕业生尤为引人瞩目。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这一转变需要教育部门提供高层次人才的产出。数量庞大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成为一座人才富矿，为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奠定良好基础，确实值得期待。然而这一期待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两个变量。
　　最基本的变量来自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不过是教育产出的一个方面。我国的教育产出从来不缺少数量，博士全球产量第一的“桂冠”并没获得多少掌声，博士“花瓶化”的诟病却言犹在耳。大学学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庞大数量的掩盖下，每一个个体所获得的教育收益才是教育产出的本质。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很多拥有大学学历的民众所支付的时间、精力、金钱有时与他们能够获得的机会及社会需求并不对等。所以说尽管我们教育产出在数量上十分可观，但在深层次上却一直处于低产出的状态。
　　当然，这并不完全是高校或是教育部门的过错，造成这种局面也有着另外一个变量的影响，那便是社会对于高学历人才的需求程度。一个国家人才结构的优化需要多个社会部门进行支撑，也应与社会岗位相适应。若不顾社会发展需要单方面发展某一类型的人才，会导致这一方面人才的相对过剩。连续几年的大学扩招，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就业难等社会问题，甚至催生了“蚁族”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一些大学毕业生，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个人的发展路径反倒受到了局限，社会无法为这些人提供充足的岗位，同时他们又失去了成为其他类型人才的机会。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将目光全都集中在大学毕业生身上，因为社会本身是多元的，社会需求的岗位也是多元的，国家的人才结构应该适应这种多元性。产业工人与技能人才的供给当与高学历人才一样成为教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有人以为“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但教育结构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人才供给，绝不应该成为个别官员桌面上的漂亮数据。脱离发展现状的贪多求大并不值得称道。与其去憧憬2亿大学毕业生在全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不如多去想想这个概念还有着怎样的现实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