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上海等16个城市被确立为试点城市，此即意味着，攸关中国医疗改革成败两个关键之一的公立医院改革正式起航。
　　《意见》秉承本轮医改对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指出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是公立医院的第一宗旨，并在具体的运作机制上提出了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四项基本原则，使得公立医院真正向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过渡。
　　事实上，就在新医改推出伊始，各界公认，公立医院改革的成功与否是本轮改革最重要的试金石。新医改的主体是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又在于医生，如何在确保“公益性”和“四个分开”的基本制度设计的前提下，通过激励机制的创新，保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并使公立医院的改革真正成为制度变迁中的“帕累托改进”，让民众得益，让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得到释放，让医院不再靠卖药生存，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受益者，这应该成为公立医院改革中关键的关键。
　　众所周知，现有的医疗体制中最大的弊端是利益相关方都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医院的“医”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只能靠医药加成养医；医生无论在人事管理，还是在个人医术上无从体现，只能靠回扣和开药等途径生存；而患者在医院的整个机制都沦为营利性的情况下只能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很显然，这是一个各方皆输的博弈格局，要想让医院从盈利转向公益，要想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只有真正创新激励机制，让医生、医院和政府三方明确各自的责任，唯有如此，公立医院的改革才起码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
　　从五部委发布的《意见》的具体制度设计来看，如何创新和完善激励机制的确成为整个文件的核心，试举四点：其一，通过“管办分开”，使医院不再成为管理部门的附庸；其二，通过创新和完善医院的法人治理机制，打破人事管理的僵局，突出医院的理事会作为专业机构在医院重大决策中的地位；其三，建立医疗人员的激励机制，在医疗人员资源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的情况下，突出医疗人员自身的价值和相应的流动机制，这可谓核心之核心；其四，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特别强调政府的投入责任，实现由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补偿；其五，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院。实事求是而言，如果此五点通过试点，能够探索出一整套全国普适的公立医院改革模式，中国目前扭曲的医疗体制将彻底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存在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将彻底解决。
　　考虑到公立医院改革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改革的思路和大方向明确的情况下，一定要细化具体的操作细则，加强对改革的推动和指导。就操作层面而言：其一，确保各级政府的投入到位，在政府的投入上不搞“政策白条”，这是确保医院补偿到位的前提；其二，积极培养卫生管理人才，既要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试点，又要加强对大方向的指导；其三，考虑到本次改革对于公立医院的产权问题基本不动，对现有的公立医院的“存量”不搞多元化，即意味着所谓多元化的办医格局主要指增量，因此，对于社会力量办公益性医院，政府应该建立相应的激励和政策支持，通过资本投入或者政策优惠，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益医院，同时，亦应鼓励社会资本办营利性医院，改变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短缺的局面；其四，考虑到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的弊端，应该通过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医务人员到基层公立医院；其五，应该根据医务人员的状况，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政府投入的绝大部分，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主要应该投入在真正改善医务人员的合法性收入上。
　　医改不仅是中国的难题，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何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的健康医疗体系，更是难中之难。正如《意见》强调，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任务重、难度大，要充分认识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在试点中切不可投机取巧或者有不现实的期待，对于各地试点的经验，应本着善意和呵护的眼光，不应轻易下结论。公立医院改革是功德无量的举措，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呼吁，需要全民的智慧，更需要克服各种干扰。中国的“看病难”“看病贵”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公立医院的改革亦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医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