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相对长时期内，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减轻社会真实供养负担，具有积极意义
　　国外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等预计，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将使中国经济“撞墙”。许多中国学者近年也频频对我国的老龄化表示担忧，呼吁尽快调整退休年龄、人口政策等。在此，作者认为，这些均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围绕抚养负担与就业这样两个核心经济问题，讨论清楚中国老龄化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一、中国面对的是全民福利初创阶段的老龄化

　　目前一般以“未富先老”来描述我国老龄化的特点。这是很为笼统的。因为我国“未富先老”的老龄化，也是全民福利初创阶段的老龄化。目前我国养老保障覆盖的主要是城市人口，保障水平不很高。70％的农村人口尚未覆盖（农村养老保障即将出台，水平更低）。此外，养老保障仅是社会福利的部分内容，我国社会福利的其他部分也还处在福利初创阶段。目前中国不是高福利社会，相反社会福利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就是2亿农民工的福利极为有限，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还需假以时日。
　　所以我国进入老龄化时的福利状况与西方几乎完全不同。现代社会中，民众已有的福利很难下调，西方生老病死整个福利水平都较高，当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时，社会负担自然比较突出。
　　目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已达23％，德、意等国达到20％。日本相当于2050年左右中国将面对的老龄化水平，但人们看到，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并没有“撞墙”。就西方整体而言，相对其他因素，老龄化迄今并未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明显影响。那么，尚处于福利初创状态的中国，民众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感受到的将是福利待遇的从无到有、从少向多的正向变化，将会较少遭遇民众方面的压力，所以更不必过分夸大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当然，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现支现付问题确实需要改善。否则，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问题也会加重。但充实养老金账户完全可以从高龄账户逐步做起。目前填实社保空账约需1.8万亿元。这样规模的空账，国家是能够逐步解决的，并且目前国家在股票市场中已经开始采取一定的划转措施。

　　二、老龄化后中国劳动力会短缺吗？

　　未来劳动力会减少，已经成为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担忧之一。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1978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为2.8亿，其中已有大量剩余。30年后我国农业劳动力达5亿，其中第一产业劳动力依然在2.8亿左右，其余2亿多的农民工也非彻底离开农业。同期我国耕地减少逾2亿亩，化肥、农药、机械已大量使用，城镇40、50待岗者估计也在4000万~5000万。因此，说目前我国剩余劳动力逾亿，一点儿不会高估。此外，1978年日本中小企业（日本企业的主体）新增劳动力中的70％是中高年龄劳动力。而近年我国的“民工荒”，无论城、乡，中年以上劳动力却大量被排斥在城市就业之外。中国“民工荒”的这种特点，如果脱离劳动力大量剩余背景是无法解释的，企业因劳动力剩余而被娇惯形成的只利用劳动者生命中最年轻阶段的用工方式（也反映了我国劳动法及相关制度，包括户籍制度等，对劳动者劳动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任由市场调节也必然是暂时的。
　　西方的老龄化是城市化完成后的老龄化，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中国今天算上流动中的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5％，农村5亿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1/3。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无论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何种位置，农业部门劳动力一直是剩余的，吸纳殆尽后才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也就是说非农化完成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那么，中国非农化何时能完成？重要的标志是，要看农业现代化是否基本完成。中国人均耕地远小于美、欧，而美、欧、日的农业人口比重都已在5％以下。很显然，中国城市从农村吸纳人口与劳动力的过程，比目前一般预计的时间要更为长。
　　人口预测表明，2030-2050年，中国60-64岁的人口始终在1亿以上，这一期间如果社会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退休年龄只要提高1岁，当年涉及的劳动力就将达到2000万，5年涉及的将达到1个亿。

　　三、老龄化对缓解就业压力、减轻社会抚养负担长期看有正面作用

　　如果明确了中国老龄化以上的两个特点，那么未来相对长时期内，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就将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减轻社会真实供养负担，具有积极意义。
　　笔者在批评所谓“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贡献了25％的观点时指出，这一研究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并存的事实，曲解为“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根源在于，根据经济学剩余劳动力定义（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小），计算社会抚养负担时剩余劳动力如果纳入供养人口（现实中以潜在失业表现），而非被抚养人口，在前提上就把人口问题预先变为了“人口红利”，沿袭西方思维及方法的这种计算结果早已由错误预设所决定，完全不适于分析类似中国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地区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学者讨论的人口红利与大众理解的剩余劳力导致劳动力廉价的含义不同。事实上哪里劳动力剩余哪里劳动力就廉价，中国、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完全不同，劳动力廉价却完全是相同的）。
　　所以说，如果剩余劳动力计入被抚养人口，那么目前中国真实的社会抚养负担将远大于西方老龄化社会，今后剩余劳动力减少对抚养负担的影响，也将远大于年龄结构缓慢变化的影响。2000-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到1亿，可以认为这一期间老龄化发挥的主要是减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不难证明，剩余劳动力减少对社会经济负担的影响也是正面的，足以冲减年龄结构老龄化的负面作用。
　　总之，中国人口控制的局面来之不易，就业问题、资源压力等问题仍将长时间困扰中国，中国人口政策今后的任何调整都不应影响到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