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有关“农地入市”的提法再次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后虽有国土资源部的澄清说明，但有关“农地入市”的讨论并没有停止。赞成者认为，“农地入市”有助于缓解地价房价，并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反对者则认为，“农地入市”将威胁18亿亩耕地红线，危及中国粮食安全。但这些都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们的意见，而真正涉及到利益者本身——农民是什么意见？我们却不知道。这好像一群人在热烈地讨论另一群人口袋中的财富应该如何使用，但却没有征求一下这些财富天然所有者的意见，颇有滑稽之感。
　　所幸今年在安邦“社会发展公益基金”的赞助下，笔者及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学者高辉清、《数字商业时代》主笔周颖共同发起了一项针对农村生活、消费、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问题的调查，多少解答了一些这方面的疑问。
　　此次调研历时近3个月。调查人员分别在黑龙江、辽宁、河南、安徽、河北、山东、浙江7省39个乡、镇、村进行问卷式调查，实际发放问卷3000份，有效问卷率达83.7％；并在黑龙江、辽宁、河北等地入户走访座谈。
　　农村土地问题分几个层面，按中国目前的管理方式有农业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农村公共用地。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有使用、收益、占用的权利，但没有改变土地使用用途、出让土地所有权的权利，目前国家认可的“土地流转”实际上是农民土地承包权，也就是收益权的转让，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的转让。现在最激进的意见是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那么农民现在是否很急切地想确认这种权利呢？
　　本次调查中，对“你是否愿意土地所有权归个人所有”的提问，有75％的回答是肯定的，希望落实土地所有权的占多数，只有23％的答卷是否定的。但在下一提问“如果农村土地允许买卖，是否会给农民带来好处？” 调查结果显示：有61％的农户认为允许农村土地买卖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只有35％的农户持肯定态度。一方面希望确认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又不认为这种确权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那么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农民对土地权利的主张有两层含义：一是土地资源本身带来的稳定收益；二是土地资源在市场上转让中获得的完整收益。对于前者，中央的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利益。而对于后者，就是在改变土地用途性质，土地因城市化，进而商品化时，农民的获益太少。也就是土地改变用途后，在转让时其收益权益完整性上有明显缺陷。前者实际上是农村土地不改变用途时的利益保障；后者是农村土地因城市化改变用途时的利益保障。对于后者人们现在关注很多，但对于前者也不可忽略。因为前者是更普遍、更现实的问题。据我们走访和调查，农民对前者有三个层次要求：一是农民对土地权利稳定性的要求；二是对土地收益增加的要求；三是对土地收益权利调整的要求。
　　如果要提出“农地入市”确认所有权，农民最担心什么问题？调查发现有三个问题非常明显：一是对于现在的土地承包权的现状是否确认？据我们走访和调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目前各家各户所承包的土地是有调整要求的，特别是农业为主地区。由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时（1998年前后），正是农民负担最重、农业比较效益最低的时候，有不少农户在这轮调整中减少了承包土地的面积。而近些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中央各项惠农政策逐步落实，一些地区农民真正可以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入，就是“种地也能赚钱了”，这使不少农户产生了再次调整承包土地面积的要求。因此，这些农户并不希望在目前的土地承包现状的基础上确认土地所有权。二是如果现在进行土地承包的调整，目前的农村基层组织能否保证这种调整的公平与公正？本次调查中，在如果进行土地“私有化”你最担心什么的问卷中，有27％的选择是“担心村干部分配调整土地不公平”。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担心就越强烈。这一提问中，浙江问卷“担心干部不公平”比例为47％，比平均数高出了20个百分点；比黑龙江高出16个百分点；高出河南27个百分点。三是农民们并不知道，假如进行了土地“私有化”改革，未来的社会保障机制是什么？我们知道，现行的土地承包制从设计初期就不仅仅是个生产机制，其中还包含了社会保障机制。所以，本次调查中，在这一提问中，有43％的选择是“担心未来生活没有保障”。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农地入市”，确认土地所有权并非农民最迫切的要求，而健全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是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先决条件，在这些条件未能满足之前，农民们对学者及官员们有关农村土地的争论抱有深深的疑虑。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