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江苏政府的“富二代”培训班之后，近日在广东顺德等地，也大有模仿的势头。“富二代”的传承以及企业后备人才之所以成为社会讨论热点，并引发政府的介入，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富不过三代”的诅咒，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现阶段的许多地方，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多已接近退休，迫切希望子女接班。但是，据媒体报道，在广东顺德，九成以上“富二代”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接班，令“富一代”倍感头疼。
　　于是，江苏计划实施“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让企业家后代在江苏省委党校等接受一周左右的学习。
　　民营企业接班人真的是政府能“计划”得了的？这不仅仅涉及到公平的问题，而且从效果上，政府主导的培训项目会优于商学院以及其他民间管理教育项目？莫非这又是某些职权部门利用垄断特权，变相从民营企业收费、寻租？

　　“富不过二代”根源在儒家文化

　　“富二代”问题当然不只是今天在突出。在费孝通、张之毅的经典著作《云南三村》中，1943年当张先生回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文兴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于1942年死去，两个儿子已分家，均在家闲着。因无人手经营及洋纱缺货，洋纱号已停业。”“冯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于1942年死去，死后家里兄弟七人分成七份……洋纱号停业。”“潘小臣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死了几年。家里留下妾一、子三、女一。大子25岁已结婚……常好赌钱。儿子仍在中学念书……铁矿请老家人照顾着，勉强维持局面。”
　　费、张两先生总结道：“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印象最深刻的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
　　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在世时没有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亲戚外不能在更广泛范围招募职业化经理？为什么公司的管理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这样使公司能相对独立于创始人？
　　过去的这些例子说明，“富二代”问题不只是今天才有，而且在中国的长久历史中从来就有。由此我们看到，“富二代”的挑战不是几天、甚至几个月党校培训班就能解决的，而是必须从根源上入手，否则在中国，“富二代”问题不仅明天还会在，而且后天、下个世纪照样在。“富二代”问题的根源，在家庭教育方式中，在儒家文化传统中，在契约文化缺失的意识中，也更在我们的人格化企业制度传统之中。

　　如何解决“富二代”问题？

　　谁都知道，让子女上好的学校、读有用的书，才能让子女有出息，成为接班人。但是，我们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的是，不能让子女认定家族企业、家庭财富自然是他的，而是让他感受到竞争。没有竞争压力，人是不容易有进取心的，上再好的学校也没用。
　　今天的独生子女之所以比过去的中国子女更没有接班能力，原因在于此。不过，当年玉村的文兴祥、冯祥均有二子，潘小臣有三子，而且都有女儿。那么，他们接班人的选择空间不是比现在的企业家多吗？在过去的中国家庭后代中，谁是家产继承人、接班人，不是可以充满竞争吗？没有！至少始于汉代的“诸子均分制”是说，以诸子为主、所有共居的亲属，按差序等级共同享有继承权，就如玉村各家的财产处置安排一样。这就带来两个后果，其一，是儿子就可以分，可以继承接班，没有任何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没有上进的动力；其二，毁掉子女努力向上的激励，反正各儿子、各家所得会一样，何必去努力？所以，就有了玉村富家创业者死后的衰败结局。
　　在西方社会，财产所有者可以通过遗嘱，按照他喜欢的方式事先安排好其财产（包括企业经营权）的继承者，继承者可以是子女、亲戚，也可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法人甚至动物。这种传统带来的结果是，即使只有一个儿子，其儿子也不一定必然有继承父业的特权，而是儿子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他有能力，证明他值得获得父业的继承权！

　　他山之玉

　　就以今天的美国公司Humana为例，其创始人只有一个儿子，他儿子大卫于198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不是回到父亲公司的怀抱或者通过父亲的关系找到舒适的工作，而是选择去刚刚开放的中国湖南，去湖南医学院教英语。那时的长沙没有几个外国人，更没有西餐馆等设施。在那里教书、学中文、磨练两年后，回到美国在波士顿一家银行做普通职员。之后于1985年上耶鲁法学院，1988年毕业后，在政府工作四年，做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之一。1993年，他创办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Chrysalis Ventures），该公司投资创办多家成功企业，至今是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主角之一。他以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证明了自己是个非常有出息的人，有资格接管其父创办的企业。1996年，大卫成为Humana公司的副董事长，2005年其父退休，由大卫接过董事长的席位。今天，Humana公司是市值71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在当今中国社会，由于独生子女的现实，要创业企业家把企业财产留给血缘之外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很不现实。
　　但是，创业者公司的经营控制权应该可以超越血缘关系。更何况，即使地方政府、学校推出许多“富二代”培训班，大多数企业家的后代还是没有能力真正接班父亲的企业（由于上述家庭文化传统、独生子女常被惯坏的原因），那么，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几乎是没有选择，必须在血缘之外寻找最称职的职业经理人。
　　也就是说，真正解决“富二代”问题的出路，不是党校的培训班，而是迈出以下几步：第一，改变子女的教育方式和内容，给子女以真正上进的激励；第二，发展超越血缘的契约法治制度，以促进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第三，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完全开放，给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提供股市上市的股权退出机制，让股权市场的约束促使企业的公司法人化转型，为职业经理人的进入铺路。只有做到这些，民营企业才可走出“接班人非亲子不可”的困境，“富二代”的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其它药方只会不得要领，诸如政府培训等药方更是要不得，占用纳税人的公共资源不说，其成效也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