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咱们涨工资没停啊。只是中国老百姓习惯存钱，发得再多，我也不买。”央视主播邱启明因为这句戏噱之辞正在引来非议无数。
　　也许是不甘 “误解”，邱启明近日开口辩称，其言论系为嘲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 波茨的观点（“中国当前问题是消费不足，解决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中国人的工资，消费水平上去后，将比其他经济政策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平衡”）,邱的理由是，“请问现在如果1千元的工资能涨到1万元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医疗需要存工资、房子需要存工资，老外不懂这些。”
　　通过提高工资从而扩大内需，波茨的观点天经地义，何错之有？自恃很懂得中国的“邱启明”们自作聪明地将其归谬为“1千元的工资能涨到1万元吗”。若照此逻辑，肚子饿了也不必吃饭，因为天天吃鲍翅大餐是不可能的。至于说“我们的医疗需要存工资、房子需要存工资”，不知道邱先生们到底想说明什么？难道这不是正好说明“我们”很需要涨工资吗？
　　的确，中国的居民收入和职工工资一直在涨，但这并不防碍我们重新检视中国奉行多年的“低收入-高积累-高投入”模式。要看到，自1999年起，我国居民和政府收入在全部产出中的比例关系出现逆转，前者占比越来越小，后者占比越来越大，更不用说，中国的居民收入还存在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均，基尼系数自2000年迈过0.4的警戒线后仍在逐年上升中。
　　由此，真正令人惊诧并且担心的是，部分地区出现了“工资不能加”论或者“工资不必加”论，尤其是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些地方暂缓执行新《劳动法》，有些地方暂时下调最低工资。不消细说，这些地方主事者“事急从权”的下意识反应，深刻反映出其对于由民富到国强这一本质规律的不信任。
　　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可以溯源至对于前期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固步自封。过低的收入增长确实带来了中国外贸部门长达30年的高资本积累及快速扩张，与此同时，恰恰也正是因为简单模仿发达国家成熟技术收效巨大，中国才更可能倾向于形成路径依赖，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
　　所幸已经出现的劳动效率趋于下降以及出口增长难以为继，开始迫使我们系统反思曾经成功的增长模式。我们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快通过提高国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与保障水平，引导和形成内需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不如此，则结局只能如温家宝总理曾引述《道德情操论》中所指证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