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犯罪嫌疑人程某交代，程本人为深圳市某技术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利用在深圳福彩中心实施其他技术合作项目的机会，通过木马攻击程序，恶意篡改彩票数据，以达到伪造一等奖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刚刚施行不久的
《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当期彩票销售数据封存后至开奖活动结束前，不得查阅、变更或者删除销售数据。我们不知道程某究竟是何时把自己的
“中奖号码”植入了彩票中心机房电脑，因为该案的种种细节并未公布。
针对
“木马伪造3305万大奖”案件，福彩部门在回答媒体采访时说，奖号是无法控制的，此前隐瞒媒体是破案需要。
从理论而言，彩票的中奖几率随机性最强，不太可能被人所把握。但有利益存在之处就必有利欲熏心者，为谋取暴利无所用之不及。因此，彩票的安全保障在外人看来也许严密无缝，却不能形成彩票管理机构高枕无忧的固化认知。正如步步升级的网络安全屏障，总为同步进化的黑客技术所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此消彼长，就是复杂现实环境中的博弈呈现。福彩部门在“3305万大奖系伪造”暴露后还坚持奖号不可控理论，难免让人有意识麻痹、作风官僚之忧。
民众及舆论对“3305万大奖系伪造”有更多的追问，希望获得福彩部门的解答。如果有关方面主动而详细地解释各种疑问细节，形成与彩民的良性互动，在自证清白的程序上也不会继续产生瑕疵。另外，一个附带的效应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由于“3305万大奖系伪造”必然引发公众信心预期下降，释疑就成为修补福彩公信力的唯一危机公关路径。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由于法规缺位，彩票业实际处于一种
“自治”状态中，对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彩票发行资金构成比例、彩票发行收入的管理及彩票监管和开奖如何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等，彩票管理中心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彩票大奖产生过程、在场监管模式、得主真实信息透露、彩票公益金流向上，采取何种信息公开方式，对各方利益得失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彩民及民众有权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寻求更广泛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保障。
彩票主管部门在信息公开程度上，也就应将社会接受度提升至更多权重，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比如是否先将彩票信息公开统一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是否在摇奖过程中除传统的彩票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外，纳入由彩民中产生的“陪审团”、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共同确保摇奖的公开化、透明化。对大将得主进行一定的隐私权“过滤”，必要公开的信息还是要透露。在彩票公益金的年度审计中，主动配合审计机关调查取证，对查出问题尽快察疑补缺，对各类腐败现象的打击绝不手软。如此，彩票主管部门的行为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
在宏观发展层面，我更期待中国彩票发行走向更符合市场规律的长远之路。如在返奖率、玩法设计上参照国外先进经验；为体现竞争的本质，让彩票从以往的行政监管转化为市场监管，剥离其中过多的利益纠葛关系，也给予彩民更多的权利保障及买彩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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