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5年年末，原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就曾表示，为整治手机犯罪及不良短信问题，2006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手机实行实名制。可事实表明，这一计划并未如期实施成功，除了运营商基于现实利益的推诿不支持，各种民间反对意见想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各种反对声音中，“手机实名制不能解决问题”被提到次数很多。其实，并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一次性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垃圾短信、手机诈骗、城市牛皮癣等，手机实名制或许不可能药到病除，但只要存在较大的正面效果，就值得一试。身份证丢失被别人办卡、利用假身份证办卡等，其实只是一个程序完善与严格操作的问题；只要政策真正落实到位，类似情况即使不能杜绝，也可以减少到最低。
    问题的关键在于，手机实名制对公众而言，无异于一种额外增添的义务，这里面必然存在一个公众付出与所得是否匹配的问题。换言之，手机实名制所带给公众的诸如减少垃圾短信骚扰之类的好处，是否足够补偿公众可能会为之付出的诸如隐私泄露之类的代价。如果政策落实不严，垃圾短信没减少，公众个人隐私反而被不断泄露和买卖，为运营商“出卖百姓”提供便利，那么，手机实名制当然就会失去合法性基础。
　　遏制垃圾短信骚扰之类，虽是政府部门职责，公众也未可言无配合之义务，但是，这种配合不是无条件的。在手机实名制的法律规范里，不仅要规定公民接受实名登记的义务和保障政策落实的具体执行要求，更要有保护公民隐私权利不因实名登记而受损的严格保障举措。手机实名制的合法性至少应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遏制违法行为的有效性；二是政策执行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前者在完善的制度规范下尚可期待，后者才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所在，也是最让人担忧的地方。
　　这两年的央视“3·15晚会”连续曝光了公众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的黑幕，电信运营商在其中扮演了相当不光彩的角色，是直接的参与者和牟利者，而且在第一年曝光之后，第二年照旧如是，甚至变本加厉。这充分说明，监管部门对公众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监管乏力和长期缺位的问题。如果监管部门根本不能保护好公众的个人信息隐私，却严格要求公众必须无条件接受手机实名登记，则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法理上显然都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无论是就手机实名制一旦施行能够得到切实执行，还是强化对于垃圾短信的群发限制而言，首先是要破除围绕着手机实名制推行上的利益羁绊，斩断电信运营商与垃圾短信发送的利益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要匹配上严格的隐私保护举措、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对违规的电信运营商禁入市场、罚处比获利更为巨额的款项等。只有严厉的处罚措施，才能让运营商不敢违规，电信市场才能更健康地运营。
　　此外，实行手机实名制之后，公众实名登记的信息，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依据怎样的程序被什么样的机构查询使用，必须得到明确。制定一部严格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是制定手机实名制法律规范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