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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既有赖于制度的改进与技术的进步，也离不开配套条件的支持。业已滞后的社保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向消费需求切换的最大瓶颈。各级各地政府既要保增长，更要将社保体系建设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步骤来实施；拿出具体的时间表，以尽快消除扩大内需的后顾之忧。中央政治局近日强调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社会保障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统筹协调、抓好落实。显然，中央的要求与广大百姓的热望是高度一致的。
社保滞后是经济转型最大瓶颈
自1995年中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来，尽管各级各地政府也在采取措施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马车中，投资和出口仍然是各级各地政府长期以来的偏好。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的GDP中来自投资的比重长期保持40%-45%的高位。尽管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压过投资，但这并不说明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转型，而是由于投资效率递减的缘故。在中国经济因受外部需求严重衰退而面临严重下行风险的情况下，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了经济转轨的明确信号。此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发消费券等被各地政府作为扩大内需的应急措施，也着实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需求。例如今年一季度6.1%的GDP增长构成中，消费对GDP的拉动为4.3个百分点，而投资为2.0个百分点，出口则表现为负0.2个百分点。不过，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诸多约束条件面前，要使量入为出传统深厚的广大消费者持续掏钱拉动经济增长，实在有点不现实。其实，各地政府比谁都明白，适应经济转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配套支持条件是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以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进而无后顾之忧地消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一个省区（市）真正把社保体系建设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头等大事来抓。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社保体系建设物质条件具备
因此，在落后的社保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向消费需求切换的最大瓶颈的情况下，各级各地政府既要保增长，更要将加快社保体系建设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步骤来实施。切实拿出实际行动，制定完善社保体系的具体时间表，以尽快消除扩大内需的后顾之忧。
应该说，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的财政收入刚刚突破1万亿元，到了2007年已经超过5万亿元，2008年则达到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008年的20.39%。说明中国已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其实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做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此后中央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但由于执行力不够，致使这项关乎民生福祉的重大工程进展缓慢。城市职工养老保险也存在着巨大缺口。国企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迟迟难以解决，养老保险空账规模达到惊人的1.4万亿元。关乎广大百姓切身利益的健康医疗、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2007年的这一比例为2.4%，而同期巴西仅在健康医疗领域的投入就占据了GDP的4.7%。尽管中央已经决定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但是中央在这方面的转移支付由于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使得这项民生措施难以得到根本落实。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占城镇从业人员比例刚刚过半。这意味着大批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享有养老保险。农村中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更是被排除在外。
需强力机构协调社保体系建设
可见，制约社保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财力欠缺，而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紧迫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理应出台具体落实措施，并通过强力机构来协调社保体系建设，以改变目前主要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推动和落实的局面。另一方面，作为推动社保体系建设的配套支撑条件，中央也应切实改革现有的以GDP、财政及就业增长等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以弱化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的投资冲动，引导地方政府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并通过自身改革压缩行政管理开支，将更多的财政预算投入到教育、健康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领域。以期通过改善公共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真正实现所有中国公民（农村及城市）都能享受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从而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