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两市驻京联络处花了66万多元，买了777瓶假茅台，成为舆论焦点。虽然相关涉案人员已被刑拘，但此事余波难平。

　　驻京联络处应该算作政府派出机构，那么，这66万多元应该由地方政府埋单，换言之，应该是政府“公务支出”中的一项。现在，66万多元买了假酒，这酒大概是不能喝了，但这钱能否全部追回？如果不能如数追回，这笔账谁来认呢？地方政府最后以什么名义核销呢？
　　无独有偶，最近有记者在江苏常州某镇采访，偶尔瞥见一份招待用烟流水账。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期间，这个镇招待用烟共用去了5277包，约为530条，均为“中华”香烟。镇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还振振有词：“有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招待用烟超标呢？”
　　一个镇4个月530条“中华”用于“招待”，着实令人咋舌。招待用烟，顾名思义，也是政府掏钱，和上述“茅台”一样，当然也应纳入“公务支出”，只是不知道这些“中华”有没有假的。
　　政府部门正常运转，就会产生成本和费用。问题是，对“招待烟”、“招待酒”这样的公务支出，有没有制度性的监督？这些烟酒都“招待”谁了？为什么事情“招待”他们？“招待”之后产生的效益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几乎是个谜。另外，正像常州那位镇办公室主任反问的那样，招待用的烟酒有没有个标准？花多少钱就算超标呢？这恐怕只能靠政府部门自己把握。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成本居高难下，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这些行政成本中，当然远不止这些“招待烟”、“招待酒”，还包括比如“三公”（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比如豪华办公大楼等。
　　公务支出缺乏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监督，缺乏成本核算，缺乏效益评估，这是“假茅台丑闻”背后的真问题。因此，对于慷公家之慨，对于借公务支出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光靠“不准”、“严禁”之类的强调还不够，更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完善。比如，限定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公务支出的审计和监督。监督不仅来自有关职能部门，也应当让社会参与，这就需要提高公务支出的透明度。
　　严控公务开支，不仅是个节约的问题，更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对于这个问题，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就在前不久，两办还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家发改委也公布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在3月24日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今年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政府要带头勤俭节约，确保资金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更需要严控支出，因为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老百姓的钱，因为浪费和贪污都是极大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