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日前召开的2009年北京市卫生工作会议上,北京首次提出了医师多点执业的制度框架,鼓励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生开办社区私人诊所。也就是说,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人,不仅能到其他医院出诊和手术,而且可以自办诊所或独立挂牌行医。

    根据1999年实施至今的《执业医师法》,注册上岗证书必须注明执业地点,医生被严格限制在人事档案所属的医院行医,异地、多点行医是不被允许的。“允许院外行医”意味着这种人事管制将被打破。站在患者角度,该措施若执行得当,或有助于缓解看病难的现状。
    目前,看病难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大医院的“一号难求”。现行医院人事制度的限制,再加上医疗资源在城乡、地区之间配置不合理,使得最优秀的医生、专家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公立医院。这就造成全国患者千里迢迢涌向大城市公立医院的现象。通宵排队已成为大医院门诊的一大景观,有些患者不惜花高价从“号贩子”那里购买专家号。
    要解决看病难,关键是要有效分流大城市公立医院的病人,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卫生主管部门和学界专家的广泛认同。此前公布的国家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也给出相应的分流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同时通过降低收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等综合措施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
    然而,笔者就医改问题采访医疗领域专家时,多位专家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制约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人才缺乏。患者不选择基层医院进行首诊,主要还是因为“社区无名医”。
    此前,卫生主管部门曾采取行政手段,要求大医院的专家下乡支农或对口支援社区医院。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起到分流作用,但也可能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比如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到社区医院遇到的可能是全科病人,那么他看门诊的效率反而会降低。取消医生执业地点的限制、鼓励私人行医,意味着以市场的方式配置人力资源。这种做法赋予医生自主选择权,将在最大程度上盘活现有资源,促进医疗卫生人才合理流动。
    此外,允许执业医师多点行医还有助于调动医生队伍的积极性。在现行公立医院人事制度下,医生劳动价值主要体现在医疗服务价格上,而沿用10余年的价格体系与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不相匹配。例如一名普通医生的挂号费是两三元,一名主任医师的号不足10元,而单次会诊的费用也只有10元。该收费标准远远低于其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严重偏离医生的劳动价值,这也是医疗行业红包和回扣现象广泛滋生的原因之一。允许院外行医,等于为医生提供增加收入的渠道,可以更好地体现其劳动价值,进而提高工作热情和效率,甚至可以吸引更多的学子投身医学。
    至于医生是否会因逐利影响行医水准,这就要靠主管部门在制度的执行过程细化管理。另外,对于开办私人诊所,也应当设置“门槛”,合理审批,加强监管,以防造成小诊所的恶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