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的３０年中，多年来保持的高速增长始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为微观基础而实现的。这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特别在原苏、东国家“转轨”经历的反衬下，是一个让西方思想界也觉得需要深入思考的真正的大国奇迹

　　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性原因。当然，进一步分析，在“次贷危机”的背后，也还存在马克思说的多数人有限的有支付能力和资本无限扩张冲动的矛盾，以及无政府状态等在发挥作用
　　可有一个具体的“欧美模式”是中国可以仿效的？其实，在国内、外，多年来否定这种仿效可行性的历史文献已经积累很多。正确的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国家统计局的一项所有制结构预测显示，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的ＧＤＰ构成中，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经济）比重是５５．３％，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和外商经济）的比重是４４．７％。（详细数据和分析见作者《为谁作嫁？——经济学、市场和改革》）。这个数据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的３０年中，多年来保持的高速增长始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为微观基础而实现的。这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特别在原苏、东国家“转轨”经历的反衬下，是一个让西方思想界也觉得需要深入思考的真正的大国奇迹。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在发展中不断创新，西方思想界注重实际的人们也在重新打开眼界，并在与美国模式等的比较中，研究尚在建设中，但还存在明显缺陷的“中国模式”。在全球化和金融海啸中公信力已然破产的“华盛顿共识”和自由资本主义理论，远远不是“历史终结”的符号。
　　但是，国内有的“主流经济学家”仍然非常向往“欧美模式”，并大力提倡之。在《喧嚣的９０年代》一书中，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版本。近３０年左右的美国版本不过是一个需要揭开伪善面纱的“神话”，其依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巫术经济学”。
　　因为，主要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里根经济学”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风靡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打造“小政府”、自由化的大旗下，纲举目张，官、商、学、媒结成“美国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放松监管，减免“富人税”，着力促进华尔街的资本和ＣＥＯ们放肆地追名逐利，金融秩序日益混乱，公司治理结构破绽百出，欺诈盛行，社会道德堕落，社会保障削弱，一般雇员的工资一再降低，两极分化加剧见怪不怪，一切坚持向“底线经济学”看齐，以致一般工薪阶层收入持续下降的岁月成了日后“次贷”和金融衍生工具泛滥的良机，金融灾难的出现是不奇怪的，且早有端倪可寻。事实表明，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是有预见性的。所以，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性原因。当然，进一步分析，在“次贷危机”的背后，也还存在马克思说的多数人有限的有支付能力和资本无限扩张冲动的矛盾，以及无政府状态等在发挥作用。
　　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有针对性地提出，人们应该超越美国版本，在过分干预经济和自由放任经济的版本之间探索平衡之道，探索建立体现更多公平、正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上推销美国式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在弄巧成拙”。因为，里根以来美国的变化“表明了一种清晰的模式（不同的模式能够反映不同价值观和不同判断之间的差异），一种对于穷人们非常吝啬，而对于富人们相当慷慨的模式，这种模式经常掩盖了政府对于自由市场信条的完全皈依”，这引起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美国人的“更大愤怒”。他们反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当前，这个美国版本正在经历自作自受的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
　　不久，２００８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凭着良知，著书立说，也发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警世之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美国怎么了？》。作者着重从政治运行层面入手，对美国混乱的民主制度及其加剧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后果进行了尖刻的批评，并预见了随着美国的穷人越来越多的加入到政治选择的过程中来，着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已经危在旦夕，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日程将受到严重冲击，可能发生逆转。他言中了。
　　另外，克鲁格曼也指出，在这期间，自罗斯福“新政”开始建设的混合经济模式，也被自里根以来的美国政府逐步解构了。而“新政”前的美国，就是《光荣与梦想》中的记载：到处是血汗工厂，穷人生活畜牲不如，农民暴力抗政，城镇中产阶级可怜兮兮，并在大危机中处于奄奄一息的状况。
　　这些历史记载在不同的层面上，也支持了斯蒂格利茨关于要勇于超越现存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论点。更早些时候，塞缪尔·亨廷顿也说过，现实的美国模式是一个“失望”，但“希望”在哪里，他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明。斯蒂格利茨寻求的“第三条道路”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欧洲各国差异大，俄罗斯也在其内。如果说“真理总是具体的”，那么，谁是代表“欧洲模式”的国家？其实，这是个伪问题。欧洲和美国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将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分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并对其中撒切尔的“英国模式”、俄罗斯的“黑手党资本主义模式”和东欧“病态＋变态”的资本主义模式投以了更多的批评，等等。
　　进一步的问题是：可有一个具体的“欧美模式”是中国可以仿效的？其实，在国内、外，多年来否定这种仿效可行性的历史文献已经积累很多。正确的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金融海啸”以来，有关文献更是大量涌现。显然，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海纳百川的胸怀要有，但没有必要捏一个“欧美模式”的伪菩萨，亦步亦趋，亦真亦幻，云山雾罩，最后连能够走到哪里去都不晓得了，就像当年为前苏、东国家设计私有化方案的美国人萨克斯教授和索罗斯一样，面对骇人听闻的灾难性后果和尖锐批评，为了洗清自己，只好把责任推给不断换届的美国政府了，直至谁也不负责任了。于是，萨克斯教授又跑到中国来“担任中国高级政府官员的顾问”和“中国经济学家协会（ＣＥＳ）的顾问”，并且宣布了新的非常乐观的研究成果：我们时代可能实现《贫困的终结》。但是，人们今天看到的另外一种现实是，“增长可能导致贫困增加”，全球两极分化加剧。而金融海啸一起，美国自家的“贫困”现象和穷人也都大量增加了。
　　当然，我们这里固执己见的人也有。较为极端的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董事胡祖六，担心金融危机损害资本主义的号召力，刻意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和他持同一观点的人，包括在清华大学任职的耶鲁大学的陈志武等，在国内也接二连三地发文讲话，在主流媒体上主张学习撒切尔版本、叶利钦版本的市场经济，通过全面瓜分国资的股份制改革“促进内需”，并实行美式“宪政”，“改旗易帜”，将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也烧制成了推销所谓“欧美模式”的“资改”的金字招牌，反映了美国政府、华裔投行专家和少数经济学人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这真是应了《华尔街日报》一资深记者的话，“只有经济学家创造出了自上帝创造世界以来的种种混乱”，所以，他们在今天的网络上“很快变成了恶意玩笑的靶子”。而中国特色的古怪在于，少数人和主流媒体长年累月的乐此不疲，年年集资赚钱开会、出镜，自封“杰出人物”和“顶尖”，还不准平等地“争论”，比美国同行那种乐于变化、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新鲜活泼风格差远了。
　　经过在不同时期与诸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的零距离接触，“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美国名记者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写书说实话：《迷惘的预言者——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财经记者和著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