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户籍改革的政策一出，我就和自己的同事打赌说，不出两天，上海的做法准要遭到媒体的批判。果不其然，这两天的评论多以批评为主，但在我看来，这些批评者的批评意见，多数都是从抽象的道理出发，没有考虑一项公共政策操作的复杂性。用民间的话来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笔者认为，上海市将居住证和户籍制度建立制度上的联系，本身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如果对比北京目前户籍制度仍然是坚冰一块，这一做法无疑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但现实的遭遇却完全相反。北京当初推行居住证制度时，曾经承诺满五年后可以转户口，但至今没有兑现却无人关注，上海制定一个透明的桥梁制度和程序，但因为不符合许多人的道德期待却遭遇诸多批评，如此舆论风气，不利于全社会的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许多批评即便在道理上也站不住脚。
　　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过去的30年遵循着两个方向进行改革：一方面，附加在户籍上的人身限制性规定逐渐取消，对应的福利制度也在逐渐剥离；另一方面，户籍的迁徙限制也在逐渐放松，除了少数几个特大城市以外，其他地方的落户限制目前已经基本取消。因此，今天的户籍制度和30年前相比，早已经没什么可比性。现在，户口不再是旅行、工作、迁徙的障碍和前提，甚至也不再是加入所在地社会保障的前提，准确地讲，现在户口的作用其实仅限于一些大城市的“剩余福利”。因此，对于今天户籍制度的讨论和批评，更准确的范畴实际是不同城市的“剩余福利”究竟该不该设置门槛的问题，而不是什么迁徙自由的问题。许多批评者用上世纪的标准来批评今天的户籍制度，这样的批评很难令人信服。
　　对于少数特大城市的“剩余福利”，亦要区别看待。对于上海、北京等地的高考优待政策，无疑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逐渐取消，但对于地方政府由于财力的区别，给予本地居民的一些其他福利，例如廉租房、低保等，对非户籍人口进行一些门槛限制，在笔者看来，在现阶段还是相当必要的。从各地方制度竞争的角度讲，差异也是竞争的前提和结果，因此，有福利差别并不是完全的坏事。问题是，针对这些各地的福利差别，如果没有门槛限制，必定会造成大批的“福利移民”。事实上，即便在美国历史上，许多州亦对新移民享受本州的福利设定一定的等候期，由于本州的福利在财政上主要来源于本地纳税人的税收，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理解为对本地纳税人利益的保护，毕竟这些福利不是凭空产生的。不纳税不享受福利，至少在经济学上体现了另外一种公平。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福利的理想虽好，但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可能还要尊重现实，更不能轻易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批判。可能有人会说，美国后来的联邦法院裁定，各州制定新移民在享受福利方面的等待期，违反了“平等保护”的宪法原则而予以取消，但如果历史地看待，这个过程也是在美国社会发展大致均衡的时候才“等到”了这项裁决，因此，这项宪法裁决也并没有超越历史。更需强调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为减少各州的福利差异，付出了大笔的金钱，这也是等候期制度废除的前提。总之，州政府不应该也无法成为单独解决各地福利差别的主体。而这一点，恰恰是目前许多批评上海市户籍改革政策的人没有看到的。
　　围绕上海户籍改革的另一个争议话题，是这样的政策是不是一项倾向“精英人士”的政策？由于改革措施中为居转户设定了较高的门槛，因此看起来似乎只有所谓的“精英人士”才能通过这个狭窄的通道获得上海人的身份，进而享受到上海市民的福利。在许多人看来，这的确不是一个符合道德标准的制度。但问题是，只要为享受福利设定进入门槛，就一定会有由高到低的排队政策，不管你制定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如果户籍完全和福利剥离，当然居住时限就应该成为唯一的条件，但如果户籍还附加有地方税收支持的福利，仅仅根据居住时限就能进入，这样的制度就不一定完全公平。
　　面对今天中国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地方政府在制定户籍改革政策时，必须仔细权衡吸引人才和财政负担之间的平衡，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选择。当然，具体到上海这次出台的具体措施，笔者也并非完全赞同，比如每年10万个配额到底有没有进行过细致的市场调查？中级职称的规定有没有另外的替代性标准？但笔者想说的是，如果对这些具体的政策条款有异议，在技术层面进行讨论，有助于改革的推进，而在道德层面上批判，却对改革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