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红包，不一样的效果。由于受到澳门特区政府为市民发红利的启发，广东省东莞市政府决定对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即家庭人均收入为401元～600元的人员）等8个群体，一次性发放1000元“红包”。一向以富裕著称的东莞本地居民，居然兴起“哭穷”风，甚至出现一个社区有七八成居民申请千元补贴的现象。（6月26日 广州日报）

　由于近来年财富大幅增长，今年4月，澳门政府决定拨出20亿元盈余“还富于民”，将从7月份开始向永久居民发放一份5000元的“红利”，非永久居民发放一份3000元的“红利”。消息一出，澳门市民纷纷拍手称赞。
　　由于受澳门政府发放红包的“触动”，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议：“在我们财政可以负担的情况下，也向市民发点钱，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6月初，该市“红包”派发方案在一片争议声中出炉。东莞市政府决定向有关市民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补助发放对象包括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非五保户的孤寡老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和低保边缘户等8类人员。
　　然而，由于边缘户收入很难界定，直到6月23日，除了石龙镇按时将补助对象名单上报之外，其他31个镇（街）均未上报。与此同时，各乡镇“哭穷”风兴起，一些社区甚至出现了七八成居民竞相申请补贴的现象。更何况，东莞市向市民分发“红包”的做法，在市民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及矛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挫伤了外来民工的积极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稍有不慎，这座昔日全国著名的“民工城市”，就将面临一场“民工危机”。
　　外来民工的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效助推器。外来民工对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功不可没。
　　本来，东莞市政府向低保户、低保边缘户等低收入群体发放“红包”，以减轻消物价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本来是一件值得称颂的好事情。但为何一样是办好事，又都是办一样的好事，却为何办出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呢？
　　其原因就在于，澳门特区政府的做法，兼顾了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的利益，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几乎做到了“人人平等”。东莞市政府的做法，重点考虑了低保户等8 类群体，但却很难进行界定和操作。特别是在低保边缘户的认定上，且各地灵活制订的标准又不统一，推进难度大，这又势必造成一些新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在标准不统一、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的前提下，有利可图以及有“擦边球”可打，这就为市民申报“红包”提供了制度赢余和投机赢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红包”分发难度和社会混乱程度。
　　为低保户等发放相应的补助或者“红包”应该重点考虑，也应该优先考虑。但众多市民（包括外来民工）的利益也应该予以通盘考虑。关键是一碗水要端平。虽然不同的人群对社会的贡献有大小，但在享受全社会的改革成果、社会福利以及人类的文明成果时，则应该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共享改革成果，决无优劣贵贱、男女老少之分。澳门政府向市民分发红包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其分发红包一视同仁惠及全体市民的做法更值得学习。无论对原有东莞市民，或者是“新东莞市民”。一位对此鸣不平的深圳网友这样发出感叹：“东莞市80%的财富是没有东莞户籍的劳务工创造的！”
　　倘若不能平等对待绝大多数“东莞市民”，不论东莞的国民经济收入有多高，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社会保障机制有多健全，其“红包”发放都会影响东莞的文明程度。因为能让大多数人钻空子进行投机的改革，无论这种改革的出发点有多好，结其果都只能是适得其反。“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切忌“削足适履”只学“皮毛”。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以为应果敢叫停东莞市目前的“红包”发放，改由其他方式对低保户等8类群体进行专门补助，待条件成熟时再改由向全体市民发放红包，让市民共享财政增加的成果。不要以为现在政府的钱已经是多得来用不完了，条件再好也应勒紧裤腰带多过几年紧日子，在改革攻坚的紧要关头更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
　　人类的进步，往往就体现在一闪一念、一举一动之间。红包发放，切忌独出心裁想当然。否则，就有哗众取宠之嫌，失职渎职之罪。办好事，将好事办好，将好事办实，同样是对一个政府看似平常却怎么也平常不起来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