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6月1日“限塑令”实施越来越近了，记者从福州有关方面获悉，商务部已起草了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正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目前福州部分超市已收到了相关征求意见稿。商务部拟规定超市违规送塑料袋最高罚3万。

　　从围绕“限塑令”的各种争议看，有几个关键问题必须厘清，否则可能会导致政府善意与民众意愿的脱节，并产生价值取向上的混淆，让“限塑令”好心办了坏事。
　　首先，应当澄清一个概念：“限塑令”不是完全禁止塑料袋消费。事实上，塑料袋作为当今世界一个拥有庞大市场的消费产品，也无法通过单一的行政管制加以取缔。它不仅关系到众多就业人口与需求市场，也在相当程度上为现代生活提供了快捷、廉价的消费模式。“限塑令”的本意不过是抑制人们对免费塑料袋的过度消费而已。
　　既然如此，“限塑令”一味采取重压姿态，反而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抵制。就从罚款3万这一拟行举措来看，由于从下限到上限有很大的浮动空间，执法部门是否会因为几个塑料袋就对超市重罚3万，实在令人存疑。那么，究竟达到多少数量才够格？执法部门又要配备多少人力、仪器，去动态检测大大小小的超市执行力度，并根据现场举证来保证执法合理性？
　　“重罚3万”的理论假设，必然会遭遇“有限执法”的先天限制。这恰恰说明，经济重罚也许是制约社会消费需求的手段之一，但绝对不是引导社会消费转向的唯一路径。
　　从不少国家对塑料袋的限制使用看，“限塑令”除了限制商家与民众的双向塑料袋需求外，还要建立更完善的环保链条，一是对塑料袋的合理回收，支持发展回收产业；二是研发外包装的生产———消费环保替代品。毕竟塑料袋产业也需要产业升级，技术更新，通过研发出更有效、成本更低的可消解塑料袋，或者提供其他替代品，比如帆布和棉布袋。
　　在美国，超市里多年前就备有购物纸袋，供人们免费使用。在美国加州一些大的超市里，顾客每自带一个购物袋，在收款台结账时，收银员就会给顾客5美分的优惠，并明确地列在购物小票上。通过商家的价格优惠，以及政府的税收减免，使人们“支持环保还不损害利益”的积极性得以被激发，“经济人”的理性算计与“社会人”的道德自觉有效结合，就能保证“限塑令”的民间认同与支持度。
　　制度激励是一种反向“纠偏”，它更善于从人性角度出发，以正面引导为主，通过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资源分配与物质保障，促使人们作出个体利益与集体权益相符的选择，也达成了政策推动与民意所向的情感共振。而经济重罚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往往因手段过于强制化，有时合法而不合情理，导致民众的意见反弹甚至用脚投票，效果适得其反。
　　这就提醒有关部门，在做出任何一项公共决策时，都要将刚性目标嫁接在柔性管理上，通过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与民主平等的民意咨询，最大限度地释放善意，为民众所乐于接受，从而减少执行阻力，更好地接近原初宗旨。